张爱玲的冲突意识|《封锁》
1944年初春的一天，南京的一座庭院的草坪上，有一个躺在藤椅上翻读杂志的中年男人。当他看到一篇小说时，“才看得一二节，不觉身体坐直起来，细细的把它读完一遍又读一遍。”这个男人就是胡兰成，他读的小说便是张爱玲的《封锁》。《封锁》的故事情节十分简单，在上海的孤岛时期，因为战事原因，正在行进的列车突然停下来，封锁期间，银行会计师吕宗桢和大学助教吴翠远展开了一次偶然的恋爱，当封锁解除，“不近情理的梦”到底还是结束了，他们都回到了各自原来的庸常人生中。看似荒诞不经，看似无情悲哀，却揭示了人生的最本质，面对无边的个体生命之旷野，每个人都品尝着人生存在的虚无和荒诞，这是人类生存终极的根本困境，它无所不在，不可超越也无可逃避。
一、中西方文化的“犯冲”：苍凉与孤绝
1937年11月，上海周边地区被日本人占领，上海开始四年的“孤岛时期”，沦陷时期的上海经济萧条，物质匮乏，正如钱公侠借狄更斯《双城记》首节所说的一段话，那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拿这一段来描写我们所处的这个乱世，可谓再恰当也没有。”但国家不幸诗家幸，1943年的文坛有了张爱玲的驰骋，可谓是“张爱玲年”。嘈杂的都市、封闭的公馆、没落的黄昏、阴森的月夜、畸形的爱、无爱的婚姻、扭曲的人生，构成了张爱玲的“传奇”世界。
会想，这样的女子究竟经历了怎样的绝望人生，笔触竟这样苍凉决绝，细思，在这位“临水照花人”身上，可以看见其一生都充斥着中西方文化的冲突和交融。就身世而言，显赫的家族是古老中国的象征，父亲是典型的遗少，尽管家族没落，依旧沾染着旧时中国的愚昧、暴躁、无理，母亲是追求自由的新时代女性，受西方文化的熏陶，美丽而有才华，这种不可调和的冲突无可避免地导致了两人的离异，也使年幼敏感的张爱玲过早体尝世间的悲哀。对父母特殊的感情某种程度上也使得张爱玲一生在中西方文化间徘徊彳亍，在父亲的书房里，她攻读了中国古代小说，在母亲的影响下爱玲逃出旧家庭，走母亲走过的路，尽管母亲认为“她这个读书聪慧，颇有才气的女儿，在日常生活和待人接物方面，显露出惊人的幼稚。”正因复杂的身世，张爱玲初登文坛时，周瘦鹃就发现了其小说的“风格很像英国名作家Somerset Maugham的作品，而又受一些《红楼梦》的影响”。
《封锁》的艺术处理手法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风格：将一段生活原封不动地拿出来，放在显微镜下仔细地看，仔细得分析，将它放大，人们会发现生活的真谛。”开电车的人开电车，摇铃了，封锁开始，摇铃了，封锁结束，平淡无奇，一切只不过是不近情理的梦，留下的却是惘惘的威胁，不尽的思味。中西方文化的冲突可以说贯穿了张爱玲的一生，晚年潦倒孤绝的异国十年，她都不忘延续14岁《摩登红楼梦》的梦，其所谓十年一觉迷考据，赢得红楼梦魇名。可以说，她是把中国传统小说技巧与西方现代主义精髓结合的很好的极优秀的作家。
二、时间制造的的生存困境：出走与归来
“开电车的人开电车。”一幅平淡的画面，一切都在秩序中井井有条地运行。“如果不碰到封锁，电车的进行是永远不会断的。封锁了。摇铃了。‘叮玲玲玲玲玲，’每一个‘玲’字是冷冷的一小点，一点一点连成一条虚线，切断了时间与空间。”（《封锁》）封锁开始，是梦与现实的切换，对家庭厌倦的吕宗桢遇到了他讨厌的清寒子弟董培芝，为了躲避他，宗祯和受过高等教育、但并不快乐的大学助教吴翠艳开始了奇妙而短暂的电车上的爱。
再一次，“每一个‘玲’字是冷冷的一点，一点一点连成一条虚线，切断了时间与空间。”梦境与现实又一次切换。对于吕宗桢，一个“齐齐整整穿着西装戴着玳瑁边眼镜提着公事皮包”的银行会计师，一个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外表和观念都被社会秩序束缚得齐齐整整，因此思想对他来说“是一件痛苦的事”。而吴翠远，一个过分严肃、平淡而无生气的女助教，“很有点讣闻的风味”，她不快乐。同样，电车上的人们也都是被束缚的，无生气的，“铁门里的人和铁门外的人眼睁睁对看着，互相惧怕着。”让人不由自主想到鲁迅笔下的示众和看客们。人人都生活在电车似的时代，麻木而无思想，因为思想是痛苦的。所以，在封锁这一特定的时空下，宗祯和翠远相爱了，他们都像是易卜生《玩偶之家》中的主人公娜拉，一个从“无家可归”中出走，一个从家族约束中出走，然而正如鲁迅先生所思，“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娜拉出走后怎样》）他们尽管“出走”了，始终是要回来的，就像乡土文学中经常提到的一大主题——出走与归来。“无家可归”的宗祯和“像挤出来的牙膏而没有款式”的翠远在封锁这个特定的时间里从一种时空转向了另一种时空，进行了一次灵魂的出走，然而他们始终是要回去的，乞丐的叫声从一个世纪传到下一个世纪，这是沉重的时代气氛在人们心中的回向。时间与空间切断后，“乌壳虫”们是要爬回巢里的。这也是《封锁》的悲剧意识所在。
在张爱玲的笔下，人生不过只是一只乌壳虫的世界，就像张爱玲寂寞的爱情理想，灵魂可以出走，而生活永远是囚牢。生活的逃离者们似乎在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最后无一例外地成了生活的奴隶，仅仅度过了生活，而没有生活。“时代的列车轰轰地往前开，然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烬余录》）
三、参差对照中的人性困境：好人与真人
个人认为，张爱玲的伟大在于，“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她多写的是一些“不彻底的人物”（《自己的文章》），然而在病态的小情小爱中，我们可以窥见人性的弱点。她笔下多的是那些代表上海日常空气的“好人”们，《红玫瑰与白玫瑰》里的佟振保，《鸿鸾禧》里的娄先生，《倾城之恋》里的浪子范柳原，《封锁》中的吕宗桢……无一例外是“世界上的好人”。也正是因为“世界上的好人比真人多……翠远不快乐。”（《封锁》）翠远和宗祯的相爱是因为封锁期间的他们是真的，一个没有家累，一个没有世俗的束缚，想起弗洛伊德提出的精神三大部分，超我本我和自我，封锁期间的爱情，是本我的，超我的道德律令失去了作用，同时，本我代表着思想，这时候的爱是真的、有思想的，尽管是转瞬即逝的。
真人往往是不容于社会的道德律令的，像贾宝玉们“可怜辜负韶光，于国于家无望。”这个社会要求的是好人们，好丈夫，好女儿…也因为“好”，失去了真，失去了本我，套上了人性的枷锁。那些真人们呢，是卡夫卡变形的大虫，是莫迪亚诺青春咖啡馆里失踪的璐姬们……真人在重重重负下的失踪，人性中安稳与飞扬的交锋，好人与真人的对立，是张爱玲参差对照世界里深刻的问题，直到今天，封锁结束后，人们该何去何从，仍是困境。
这也正是她的伟大，不写大事情，无论几十年后，都给人惘惘的威胁，这威胁，是人性中安稳的隐患，不知何时触发另一面的飞扬。她的封锁是有先验意义的，像阿Q,无论哪个年代，人性的封锁都有其普遍性。
四、大俗与大美：张爱玲的美学空间
“我喜欢听市声。比我较有诗意的人在枕上听松清，听海啸，我是非得听见电车声才睡得着的。”张爱玲是世俗的，她不讳言自己对都市的迷恋，她喜欢繁复奇异的服装，喜欢都市的烟火味，而大俗不妨碍她的大美，她在上海这座“孤岛”中划出了自己的一方绿洲，在香港、美国亦如此，人生的每一阶段亦如此，而她晚年的境遇尤让人心疼不止，身外之物少到了极点，这位一生为文的奇女子晚年屋内竟连一本书都没有，她的美已到达了“无”的境界，如斯孤绝。
《封锁》中拜金主义是无处不在的：乞丐没钱的呼唤是梦与现实切换的标志，中年妇人“一条裤子现在是什么价钱”的埋怨，翠远家长对她“找一个有钱女婿”的期望，清寒子弟培芝“一心只想娶个略具资产的小姐”的奢望……经济利益的纠葛是整个社会无思想的根源，金钱将人们心灵封锁，像《金锁记》里金钱的枷锁一般。张爱玲重视了一个关于“娜拉出走”以后的问题，即女性解放以后的经济问题，这一点上是很有时代意义的。
“因为是写小说的人，我想这是我的本份，把人生的来龙去脉看得很清楚。如果原先有憎恶的心，看明白之后，也只有哀矜。”（《我看苏青》）对于笔下的人物，张爱玲始终持有平淡的、不带憎恶的态度，像曹雪芹对待《红楼梦》中的人物一样，多的是怜悯，我们看不出她喜欢那个人物，又讨厌哪个，她对每个人始终是平等的。因此她的创作风格不喜欢“壮烈”，喜欢“悲壮”和“苍凉”，而她的散文风格是清逸冷隽，不写优美，而写实实在在的世俗生活。她知道，一切好的坏的都将成为过去，像《自己的文章》里说的：这时代，旧的东西在崩坏，新的在滋长中。”所有的繁华、所有的美好都将过去，她的文章中以及她本身，有一种迟暮的夕阳感和荒凉的无常感，这也是她美学空间里最深邃动人处。
梦的结束，翠远想：“完了”。而张爱玲带给我们的对人精神困境的思考没有完，像她作品里永远不会完的月亮，高悬在或多或少有点封锁的生活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