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学派的壮大

第三章： 湖湘学派的壮大

南宋时期，湘学进入第二个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有三：

第一，在湖南形成了时间最早、规模最大的理学学派。这一阶段湘学的主要代表人物胡安国、胡宏、胡寅、张栻、胡大时、吴猎等大多不是湖南人，但他们的主要学术、教育活动均在湖南；当然也有生于湖南、长于湖南，并在湖南逐步成为知名学者的。人们将这一既有学术授受关系，又有相同或相近的学术思想的学者群体称为湖湘学派。并且，由于湖南出现了第一个儒学学派，使得湖南有资格被称为“理学重镇”。可以说，理学学派的形成标志着湘学的真正形成。此外，南宋时期还有一些学者纷纷来湖南讲学。如谢良佐高弟康渊流寓巴陵，朱熹两次来湖南长沙岳麓书院讲学，陆九渊之兄陆九龄在邵州讲学，真德秀、魏了翁先后在潭州、靖州讲学，这些学术活动对湖南地区形成理学型的湘学产生了积极作用。

第二，出现了在湖南的学术史上绝无仅有的由一批有名望、有成就的学者组成的学者群体。他们仍然大力推崇理学，经世务实，躬行践履，不流于空疏却又显得保守。胡安国的儿子胡宏是南宋初年的知名学者，他在心性关系等方面的研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胡宏的兄弟胡寅、胡宁及堂兄胡宪都是当时知名学者。此外，被胡宏称赞为“圣门有人，吾道幸矣”（《宋元学案·南轩学案》。下引此书，只注书名）的张栻也是其时著名的理学家，他在岳麓书院培养出一批弟子，全祖望将这些弟子统列于《岳麓诸儒学案》。这批“岳麓诸儒”在南宋的政治界、学术界都有较高的名望。黄宗羲评价说：“湖南一派，在当时为最盛。”（同上）

第三，建立了以书院为中心的学术、教育基地。胡安国、胡宏父子创建了碧泉书院、文定书堂、道山书院等。张栻在长沙研究、传播理学时，主要以岳麓书院、城南书院为基地。此后，张栻的弟子还创建、主持了湘乡的涟滨书院、湘潭的主一书院、衡山的南岳书院等。南宋时期，这一庞大的书院群成为湖南理学的学术中心和教育中心，并在全国产生较大影响，以至出现“人材辈出，有非它郡国所可及”（真德秀《劝学文》，《真西山文集》卷四十）的鼎盛局面。湘学的学术思想、学风特色通过书院办学积淀下来，形成一种比较稳定的区域学风，对明清湖南士人产生了久远的影响。

第一节 湖湘学派概述

湖湘学派又称“湖湘学”、“湖南学”，是南宋理学南传而兴起于湖南境内的著名地域性学术派别，是宋、元、明、清理学中具有一定关联和某种批判性继承关系的重要学派，也是在中国学术史上具有特殊地位的理学流派。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宋代最重要的思想文化特征就是理学的形成，它以“理”为最高的宇宙本体和哲学思辨范畴，成为继先秦儒学、两汉经学之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最为完备而精细的思想文化的理论体系。

南宋时期，理学流派争奇斗艳，异彩纷呈，其荦荦大者，如朱熹的“闽学”、陆九渊的“江西学”、吕祖谦的“婺学”，以及以胡安国、胡宏和张栻为代表的“湖湘学”等。

与其他理学流派不同的是，湖湘学派这个以“湖湘”命名的学派，其创始人不是湖南本土人，而是福建籍的胡安国、胡宏父子。它的名称与“湖湘”挂钩，在南宋就开始了，朱熹最早将之称为“湖湘学”、“湖南学”。他说：“先生答湖湘学者书，以‘爱’字言仁，如何？”（《朱子语类》卷第六）又论及“湖南学者信重《知言》”、“湖湘学者崇尚《知言》”、“湖南学先体察”，以及“湖南一派……气局小”（同上，卷第一百一）等。他还在《严福读张湖南旧诗》、《穹文阁次张湖南韵》等诗中，将原籍并非湖南的张栻称为“张湖南”，当是因其长期治学、执教于湖南的缘故，这是古人推崇他人而以其出生或久居之地称呼其人或其学说的习惯性说法。可见，湖湘学派因其代表人物胡安国、胡宏、张栻的思想在湖南形成、发展，且主要在湖南传播而得名。到明代，此派或被称为“湖南道学”（《善化县志》），或被称为“湖南理学”（《石鼓书院志·凡例》）。及至清代，黄宗羲、全祖望等人提到“建炎之乱，安国避地荆门”，遂有“湖湘学派之盛”（《宋元学案·武夷学案》），湖湘学派之名正式确定下来。后来，梁启超、侯外庐、钱穆分别在其《儒家哲学》、《宋明理学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沿用这一名称，此名称便固定下来，传承至今。

不过，有些研究者将湖湘学派与湘学、湖湘文化混为一谈，造成一些不必要的困惑。其实，这三者各有所指，又有密切关系。简单地说，湖湘文化是一个历史性的区域文化概念，指唐宋以来在湖南地区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文化，其范围极为广泛，涉及与文化相关的哲学、史学、文学、艺术、教育、民俗、服饰、饮食等诸多方面。湘学作为特定的文化学术概念，其内涵在本书已阐述得十分详尽。从三者关系看，湖湘学派是湘学和湖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对湘学的发展起到强有力的推动作用，而且为湖湘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湖湘学派正式形成于南宋时期，这是一个在政治、军事上一败涂地，在经济上积贫积弱的时代。

高宗在朝廷建立初期迫于金兵重压的严峻形势，有意抗金，一度起用主战派的代表人物，以李纲、宗泽为相，多次打败金兵。但他没有抗金的坚定决心，听信黄潜善、汪伯彦等人建议，罢免李纲、宗泽等人。北宋旧臣、原御史中丞秦桧被金人释放后，请求高宗致书金国求和，与其一拍即合，就任礼部尚书，不久升任宰相。由于拒绝主战派的抗金主张，失却军事力量倚靠的南宋朝廷在金兵逼迫下南迁，绍兴元年（1131）定都临安（今浙江杭州）。为固守半壁江山，绍兴十一年（1141），高宗解除韩世忠、张浚、岳飞等抗金名将的兵权，撤销对金作战的专门机构，以“莫须有”的罪名处死岳飞等人，与金国签订“绍兴和议”，付出了称臣、割地、赔款的巨大代价，宋、金两国才勉强维持近半个世纪的相对稳定局面。

孝宗即位后一度想光复中原，于隆兴元年（1163）起用老将张浚主持北伐，但在符离吃了败仗，主和派力主和议，孝宗摇摆不定，下罪己诏，罢黜张浚，最终与金签订“隆兴和议”（又名“乾道和议”），以屈辱的条件获得暂时的苟安，宋金两国维持了四十多年的和平局面。

在宋、金对峙的同时，蒙古汗国兴起于北方草原。十三世纪初，金国受蒙古汗国威逼，加上内部各族的反抗，政权开始动摇。南宋重臣韩侂胄趁机对金用兵，一度起用主战的辛弃疾等人。但开禧二年（1206）北伐，被金军击溃，后韩侂胄被杀。嘉定元年（1208），两国签订“嘉定和议”，叔侄关系改为“伯侄之国”，原每年供奉的银、绢加至三十万两、匹，并赔偿三百万两军费。

端平元年（1234），金国被蒙古汗国和南宋联军灭掉。景定元年（1260），忽必烈建立元朝，随即开始对宋的战争，南宋军队节节败退。景炎元年（1276），都城临安被元军攻占，五岁的恭宗被俘，南宋全境纳入元朝版图，南宋王朝名存实亡。朝臣陆秀夫、文天祥等连续拥立赵昰、赵昺两个小皇帝，成立小朝廷，坚持抗元。祥兴二年（1279），穷追不舍的元军围攻南宋末代帝王避难的广东厓山，陆秀夫背负八岁的少帝投海自尽，南宋就此完结。

如上所述，南宋王朝偏安江南，在政治、军事等方面均无甚建树。但与之形成极大反差的是，南宋一百五十年间，文化得到长足的持续发展，可谓郁郁乎文，煌煌大观。纵观中国历史，每当政治分崩离析、经济惨遭破坏、百姓颠沛流离的时代，反而催生出思想的腾飞、文化的绚烂。春秋战国如此、魏晋南北朝如此，南宋亦如此。

在哲学领域，经周敦颐、程颢、程颐奠基的理学进入吕祖谦、朱熹、陆九渊、张栻的时代，这些巨子将前代的理学思想发扬光大，从世界观的高度论证封建纲常名教的合理性和永恒性，将之变成一种以儒学为中心，兼容佛、道的新儒学，成为元、明、清三代沿袭不绝、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与此相呼应，南宋统治的江南之地出现了三百六十余所书院，占两宋书院总和的百分之七八十，不仅数量空前，而且在中国书院教育史上造就了空前的辉煌。

在绘画领域，这是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的时代，画风由北宋的雄壮浑厚转化为空灵雅秀，宫廷画与士夫画争奇斗妍，各擅胜场。

在文学领域，商业繁荣刺激勾栏瓦肆大量出现，为杂剧的成熟奠定了基础；宋室南渡前后形成的南戏在具有特殊政治地位的温州逐渐发展，至明清成为压倒杂剧的剧种；新兴的民间“说话”艺术蓬勃发展，市人小说“话本”应运而生，改变了以文言短篇为主流的格局，使小说步入开拓期；独领风骚的宋词发展迅速，张孝祥、辛弃疾、刘克庄、陈亮们以坚定乐观的创作表现抗金复国的政治斗争，将苏轼创立的豪放词发挥得淋漓尽致，开创了与婉约词分镳并驰、长期共存的新格局；以陆游为代表的“中兴四大诗人”、以文天祥为代表爱国诗人和以刘辰翁为代表的遗民诗人卓然挺出，唱出了激昂慷慨的战歌。

这不愧是中国文化史上开启了新阶段的令人炫目的时代。王国维云：“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朝，皆所不逮也。”（《宋代之金石学》）陈寅恪亦云：“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金明馆丛稿二编·宋史官职志考正序》）

再看南宋统治下湖南的情况。此时，湖南境内干戈不止：起初金军侵入，锦绣潇湘变为烽火疆场；继而溃兵、土匪作乱，掠焚延绵；最后蒙古铁骑践踏，生灵涂炭。但与政治、经济、文化重心不断南移的趋势相契合，湖南的政治、军事地位显著提高，经济发展，文化事业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

在政治方面，由于北方土地尽失，南宋疆域局限于江淮以南，而湖南地处江南中西部，地理位置重要，是保护朝廷的一道屏障。因此，南宋建立初期，历任皇帝大多委任重臣大将为湖南安抚使，前期的李纲、岳飞、刘锜、张孝祥、辛弃疾、朱熹，以及后期的真德秀、魏了翁、江万里、文天祥等名臣均任职于潭州，他们整饬吏治，发展生产，抚恤民生，努力支撑着南宋的半壁江山。

在经济方面，由于中原人口大量南逃，湖南人口激增，农民恢复生产，大量垦殖荒闲土地。孝宗时期，鼎、澧各州“垦田尤多”（《文献通考·田赋考》）。高宗时期，潭州农民“因诸山之泉，筑堤潴水，号曰龟塘，溉田万顷”（《宋史·食货志》）。“嘉定和议”后政局趋于平静的乾道初期，湖南农民休养生息，专心于农业劳作。绍兴末年，湖南连年粮食丰收，粮仓充盈，成为重要的粮食供应基地。此外，湖南的手工业和商业也逐步繁荣，兴起了一些商业都市，如南岳“环皆市区，江浙川广种货之所聚，生人所须无不有”（范成大《骖鸾录》）。

在文化方面，由于金军铁骑践踏，一些中原学者纷纷避乱于江南，长期寓居湖南，招授门徒，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如胡氏父子、张栻兴办书院，传道授业，开创湖湘学派，使理学在湖南迅速传播，名震全国。真德秀《劝学文》云：“方今学术源流之盛，未有出湖湘之右者。”（王梓材、冯云濠《宋元学案补遗·武夷学案补遗》。下引此书，只注书名）闻名千古的四大书院，湖南独占其二，尤其是岳麓书院，遐迩闻名，“一时从游之士，请业问难至千余人，弦诵之声洋溢于衡峰湘水”（吴澄《重建岳麓书院记》）。同时，部分脱离仕途的本土士人为远祸全身，隐居著述，也推动了湖南文化的繁荣。如曾任礼部尚书的易祓在与韩侂胄共图恢复中原失败后被贬，隐居宁乡识山楼达三十年，撰著《周易总义》、《周官总义》、《易学举隅》等，识者以为于经史多有发明。其他如彭宗茂有《易解》，欧阳龙生有《云茬讲义》，谢英有《志尹录》，他们都是一时的学术精英，形成鲜明的湖南文风。天崩地坼的“靖康之变”也激活了湖南文坛，奏响了激越悲愤的主旋律。如以王以宁、乐雷发为代表的词人记录外族侵略、朝廷屈膝求和的国耻，揭露官场腐朽、经济崩溃、民生凋敝，其苍凉悲壮、慷慨豪迈之作特出于宋末诸家，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作为理学思潮中的学派，湖湘学派必有其学术思想渊源。自宋代以来，有诸种说法，较著者有三：一是推源于孙复。《宋元学案·东发学案》云：“宋兴八十年，安定胡先生、泰山孙先生、徂来石先生始以其学教授，而安定之徒最盛，继而濂洛之学兴矣。本朝理学，虽至伊洛而精，实自三先生而始，故晦庵有伊川不敢忘三先生之语。”并在《泰山学案表》中列出如下师承关系：孙复——朱长文——胡安国。二是推源周敦颐。朱熹的《伊洛渊源录》将其列为卷首；真德秀《劝学文》如此梳理：“前则有濂溪先生周元公”，“中则有胡文定公”，“近则有南轩先生张宣公”（《真文忠公集》卷四十）；全祖望在《宋元学案·濂溪学案》“序录”里指出：“晦翁、南轩始确然以为二程子所自出，自是后世宗之。”湖湘学派大师胡宏、张栻亦极力推崇周敦颐，将之推上道学宗主的地位。三是推源于程颢、程颐。真德秀论及湖湘学派是二程洛学南传的直接结果时说：“二程之学，龟山得之而南，传之豫章罗氏，罗氏传之延平李氏，李氏传之考亭朱氏，此一派也。上蔡传之武夷胡氏，胡氏传其子五峰，五峰传之南轩张氏，此又一派也。”（《真文忠公读书记》卷三十一）勾勒出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以及谢良佐——胡安国——胡宏——张栻这两条洛学南传的线索。胡安国、张栻认为自己的学问主要来自二程，胡宏则以二程的私淑弟子自居。

以上诸说都持论有据，但不应绝对独立地看待，它们也并非是矛盾对立的。实际上，湖湘学派是在诸多思想的浸润中滋生并茁壮成长的，其思想渊源不是单一的。孙复是理学先驱，其弟子朱长文是胡安国的老师，而周敦颐是理学鼻祖，将宋代理学思想引入湖南，其道统地位由湖湘学派大师确立下来，故而他们的思想是湖湘学派学术思想的重要来源；二程曾受学于周敦颐，是理学思想体系的奠基者，洛学也就成为湖湘学派学术思想的主要来源；谢良佐、杨时是程门得意弟子，与胡安国过从甚密，其思想特点、学术风格对湖湘学派的学术思想有着更为直接的影响。

湖湘学派的发源地是湘中衡山，为五岳之一的南岳。这里灵峰峭立，林谷幽清，远离尘嚣；这里是佛道圣地，人文荟萃，至今仍可见司马承祯、石头希迁、怀让等高僧大道，以及李泌、韩愈、李白、杜甫等大儒名士的遗迹。寂静的清秀山林、深厚的文化底蕴为胡氏父子所青睐，胡安国任湖南学事时曾登山游览，有卜居于此的想法。

建炎之乱后，胡氏父子不满朝廷的黑暗政治和投降政策，由荆门移居湖南，先在“望于衡山百里而近”（胡宏《有本亭记》）的隐山隐居，潜心学术研究，并将原有的书堂扩建为碧泉书院，授徒讲学。后到衡山紫云峰下买地结庐，创建文定书堂，著书、讲学达十五年之久，构建了独树一帜的思想体系；大批才俊学子负笈而至，笃志研习理学，形成了具有师承关系的人才群体和理学研究基地。湖湘学派在此逐渐形成，并走向初盛，如《宋元学案·武夷学案》所云：“建炎之乱，文定闭地荆门”，“居南岳”，遂有“湖湘学派之盛”。

张栻于绍兴三十一年（1161）拜胡宏为师，学成后回到长沙，于乾道初年创办城南书院，又在岳麓书院主讲，潜心研究、努力传播湖湘之学。胡宏去世后，胡氏父子的生徒纷纷从碧泉、文定转入城南、岳麓书院，湖湘学派的中心发生转移，借助长沙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位和交通枢纽的优势，湖湘学派得到快速发展，进入全盛期。更重要的是，张栻对胡宏的一些理学命题和内容进行修正，使湖湘学派的学术思想更接近正宗的理学。《宋元学案·南轩学案》云：“南轩之学，得之五峰，论其所造大要，比五峰更纯粹，盖由其见处高，践履又实也。”他还广泛吸收周敦颐、二程、张载等前辈巨子的学术思想，密切地与朱熹、吕祖谦、陈傅良、陆子寿等同时代的学派领袖交往，这种兼容并蓄的治学态度和开放交流的治学方法使湖湘学派的思想更丰富、体系更庞大、影响更深广，以致游学士子“以不得卒业于湖湘为恨”（《宋元学案补遗·沧州诸儒学案补遗》），黄宗羲也由衷赞叹道：“五峰之门得南轩而有耀。”（《宋元学案·南轩学案》）

但随着张栻的去世，湖湘学派由盛转衰，其标志是湖湘学派的弟子一部分改换门庭，另投名师，一部分“留心经济之学”（《宋元学案·岳麓诸儒学案》），脱离学术研究领域，兼之张栻弟子虽多，却“无一人得其传”（《宋元学案·南轩学案》），湖湘学派的地位迅速下降，已难以与原来并驾齐驱的闽学、江西学、婺学相匹敌。也有一些学者指出，与朱熹相比，张栻的理学不够博大醇正，这是造成湖湘学派后继乏人的主要因素。如侯外庐指出：“就其原因，归根到底，在于张栻理学思想的内在矛盾性；他既以二程为正宗，又在本体论方面突出‘心’的作用，视‘心’为万物的主宰者，因而带有心学色彩；他既重在明义利之辨，又不尚空谈，主张以‘经世’为要务，因而具有‘事功’的意味。”朱汉民则从“兼容并蓄”的特点切入，分析湖湘学派比同时称盛的三大理学派延续时间短的原因。他说：“‘岳麓诸儒’的兼容学风，本是一个优点。但由于他们本人没有形成自己的系统学术思想，故而在兼容并蓄中失去了自主性。”并引朱熹批评湖湘弟子“固知其不能自立，其胸中自空空无主人，所以才闻他人之说，便动”（《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二十三）之言，指出“‘岳麓诸儒’兼容并蓄的特点进一步发展，又使他们失去了自己学术上的特点，最终反映了湖湘学派的分化和衰落”。这些分析不无道理，也客观指出了湖湘学派理论基础、学术思想的特色。

理学发展到南宋，各学派的思想特色愈加鲜明。湖湘学派的大师们打破门户之见，继承二程等前辈的思想，对朱熹以“理”为宇宙本体的客观唯心学派，以及陆九渊以“心”为宇宙本体的主观唯心学派和陈亮、陈傅良、叶适等人的事功学派都不一概否定，而是取其精华为己所用，形成独特的理论体系。胡宏提出由人道而及天道而及以“性”为宇宙本体的性本体论体系，将儒家所尊崇的人性推到宇宙万物根源和永恒原则的高度；张栻在此基础上提出“太极”是世界的本原，用一种颇具思辨性的“理”诠释古老的哲学观念，并强调具有本体意义的“本然之性”的绝对的善，以及它与“气秉之性”的关系。他们将“性”视为连接天与人的中介，使之既具有天理论的客体的意义，又具有心本论的主体意义，不仅兼容了二程、朱熹的理本论与陆九渊的心本论，也呈现出自身的理论体系的特色，使性本体成为带有客观精神本体倾向的宇宙本体论。

从本质上说，湖湘学派的性本体论和二程、朱熹的理本论与陆九渊的心本论一样，都属于唯心主义的范畴。从对“性”的意义阐发看，胡宏认为：“大哉性乎！万理具焉，天地由此而立矣。”（《知言·一气》）张栻指出：“太极不可言合，太极性也。”（《答周允升》，《南轩文集》卷三十一）这些观点更接近朱熹的理本论。从对“性”与“心”的关系阐发看，胡宏强调“心”对“性”的作用：“性之流行，心为之主。”（《知言·事物》）张栻也夸大“心”的能动作用：“心也者，贯万事，统万理，而为万物之主宰者也。”（《敬斋记》，《南轩文集》卷第二十）这些观点则更接近陆九渊的心本论。从留心经济之学的角度看，胡安国研治《春秋》学是针对激烈尖锐的民族斗争和阶级矛盾，力图以“春秋大义”加强中央集权、抵御外族侵略、挽救祖国危亡，如《宋史·胡安国传》所言：“强学力行，以圣人为标的，志于康济时艰。”胡宏反对空谈心性、不究实用的“腐儒”倾向，主张通晓时务、有所作为；张栻认为君子之学重在实用，说“义利之辨大矣，岂特学者治己之所当先，施之天下国家一也。王者所以建立邦本，垂裕无疆，以义故也”（《孟子讲义序》，《南轩文集》卷第十四），体现了内圣与外王并重的主张和追求。湖湘学派在知行关系上注重体用合一、经世务实，更接近陈亮等人的事功学派，也是它与其他理学学派的明显区别。

湖湘学派与其他学派的学术思想差异还表现在：反对以善恶言“性”，批判人性的先天等级观念，主张人性平等，并将宇宙本体之“性”纳入人伦道德的范畴，使哲学与伦理得以结合；反对“去情”、“绝欲”的“天理”空谈，批评将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强调二者都出于天性，是人所固有的本性；反对将“道”、“性”、“太极”等“形而上”的宇宙本体视为抽象、神秘的东西，强调对它们的探求不能离开“形而下”的“器”、“气”、“物”，批评“离形而求道”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唯物主义的倾向。这些都体现了湖湘学派学术思想的独到之处，在后文中再作详细分析。

湖湘学派与闽学、江西学、婺学等并驾齐驱，成为南宋时期在全国范围内声名远播的理学学派之一，其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值得注意的是，古代中国划分为许多区域，在一定区域内形成并兴盛发展起来的学术流派，往往会积淀一些极具特色的文化基因，它们在绵延流传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该区域的文化传统。南宋时期以长沙为中心、盛行于湖南的湖湘学派，对湖南的历史文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首先，湖湘学派是湖南文化史上形成最早、规模最大的儒学学派，在它出现以前，湖南一直被看作缺乏正统儒家文化熏染的“风化陵夷，习俗暴恶”的南蛮之地。宋代以后，由于湖湘学派的盛极一时，湖南一跃而为“理学之邦”，蜚声海内，成为研究和传扬正统儒家文化的重要基地。从周敦颐、王夫之到曾国藩，一批本土的理学大师脱颖而出，取得卓越的成就；从胡安国、胡宏到张栻，许多异乡的理学巨子因湖南而成就了他们一生的伟业。

其次，湖湘学派在湖南地区建立了以书院为中心的学术研究和教育基地，组成了空前壮大的地域性学者群体，形成了包容众家之长、尊奉理学思想、注重经世务实的学风，并衍化成理学型的湖湘文化基因，氤氲于三湘四水间，历千百年而不竭。由胡氏父子、张栻及其弟子创建和主持的书院遍及湘潭、衡山、长沙、湘乡等地，他们建立的这一书院群不仅在当时享誉全国，而且在湖湘学派不复存在的元明清时期延续不衰，对湖南一代代士人产生了久远而深刻的影响。本书后面论述的一大批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史学家、教育家，以及几个著名的人才群体，还有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许多民族精英、国家栋梁，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湖湘学派所沉淀的文化基因的影响，并由此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