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箱—日本之耻》向世界展示女性的力量

无法用言语表达阅读此书的震撼之感，伊藤诗织女士完全颠覆了我对于日本女人的印象。她是这么勇敢，坚强，并且充满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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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藤诗织的理想

在美国念完高中后，伊藤的目标是到纽约修读新闻学，成为一名记者。家庭经济无法负担高额的学费，伊藤把24小时掰成48小时用，一边打工，一边完成学业。没有休息的时间，但乐趣和希望让她不知疲倦。

意识到高额的学费问题无法解决，伊藤采取“曲线救国”的方式，先到不怎么花学费的德国大学念书，凑够学分后再转回美国的大学修读新闻专业。

毕业后，高昂的生活成本让伊藤不得不先回日本实习，为了追寻心中的理想职业，伊藤想起了华盛顿分局高管山口敬之。伊藤向山口发送求职邮件，立刻得到了积极的回复，被要求见面会谈。这次会面，成了伊藤的人生转折点——她被强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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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折的报案过程

伊藤从未想过自己尊敬的长辈会做出如此下流之事，一切来得太快，根本来不及给出合理的反应。清醒之后的伊藤，第一反应是逃离案发现场，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把自己和世界隔离起来。她错失了保留证据的最好时机，心理问题也越来越严重，不得不向亲朋好友求助。

在朋友的支持下，伊藤走进警察局。警察需要确认案发过程，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触及伊藤的伤疤，逼迫她回忆起案发时的苦痛经历。

经过日本警方多次的内部工作交接，反反复复的笔录和询问，加上伊藤与律师为了配合警方取证，多次主动联系山口以保留证据。在各方努力之下，检方终于批准了逮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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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叫停的逮捕行动

没有人能够解释这个罕见的情况——被批准的逮捕令居然被日本警视厅的最高层临时叫停。

原先负责该案件的工作人员全部被换掉，一切又要从头来过。

新的警察人员并没有配合伊藤调查案件，而是说服她接受庭外和解。

表达，是一个记者的职责。沉默，是对犯罪的容忍。

伊藤通过外界媒体的力量（接受新闻周刊的采访和发布记者会），让世界看到了这个案件的真相，为有同样遭遇的受害者发声，用她自己的力量去改变日本未完善的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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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愿的高墙

伊藤一直被警方质疑的一个观点是：当天，伊藤为什么没有直接从酒店去警局报案？

事后，伊藤也曾一再自责。或许在内心某处，认为自己应当独立解决此事吧，认为这只是一场噩梦。被人如此追问，仿佛被人扼住了喉咙。在暴力逼迫下发生了性行为，自己无法判断如何处理，做出的选择将会决定今后的命运走向。这个时候，可以为受害者提供特殊照顾的医疗从业者真的十分重要。

在强奸案中，主要的争议点有2个：

1. 是否存在性行为？

2. 是否为双方自愿？

有一个可怕的数据：强奸案大多都是熟人作案。在路边被人突袭并强奸的例子，受害者很少会被问及是否为自愿。

倘若当事者彼此认识，嫌疑人声称：“是女方主动凑上来的，我们是两厢情愿。”那么受害者实在有口难辨。就算“存在性行为”的证据十分齐备，也会被日本警方告知“一起进入房间这种行为本身，就属于你情我愿。”甚至最终不予起诉。

使用迷药的约会强奸案：受害者向日本警方陈述自己的遭遇时，往往因为记忆不清等理由，被驳回立案的申请。一位受害者自诉曾被警察这样训斥：“对方的记忆十分清晰，可你呢？却什么都不记得了。没有证据，这个案子到此为止。”

究竟是你情我愿，还是不情不愿？事情发生在私密的室内，不会有第三方知情，检察官把这种情况称作“黑箱”。

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只要强奸犯坚称：“我没注意到对方不情愿。” 恐怕日本的法律角度就会认为：性行为得到了受害人的允许。这，便是一座“自愿的高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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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最坏的打算，相信好的结果

对于伊藤而言，剩下的唯一对策，就是向日本检察审查会提交复议申请。不管结果如何，凡是有可能性的办法，全都要试一试。哪怕微乎其微，伊藤对这个社会，还愿意保留一线希望。不把剩下的每条路都走一次试试，就无法把所有问题点都讲清楚。

如果始终保持缄默，它所姑息的恶果，就会如照镜子一样，反映在我们今后的人生中，反映在我们孩子的人生中。

从一开始被日本警察说“没什么办法”，再到后来做成了这么一大堆事情。经过四年的苦苦奋战，伊藤终于获得了胜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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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意义大于文学价值的书籍

作者一直强调：

真正想要告诉大家的，并不是那件“已经发生的事情”本身，而是怎样才能避免这种事情发生？万一发生时，该怎样寻求救助？

联合国药物犯罪调查局在二〇一三年公布的一组数据显示，各国每十万人口当中强奸案发生的件数为：

第1位： 瑞典  58.5件

第3位： 英国   36.4件

第5位： 美国   35.9件

第23位：法国   17.5件

第38位：德国   9.2件

第68位：印度   2.6件

第87位：日本   1.1件

为什么瑞典的强奸发生率远高于其他国家？在瑞典发生的每一次强奸都会被计数。如果一个女性长期遭受亲属或家人的性侵害，那么不是按照“一例案件”来计算，而是依据她总共被性侵了多少次来进行统计。

另外，瑞典也具备让受害者更敢于报警的法律与社会环境。二〇一五年，瑞典警察系统内任职的女性比例为31%，不仅限于现场调查，担任事务性职位的女性，比例同样也到达了三分之一。

与之对比，日本的警察系统内，女性比例只占整体的8.1%，从现场调查人员，到对案件做出审理的事务性职位，几乎清一色为男警。受害者女性必须在男警员的围绕下谈论自身的遭遇。

另外，这项统计是基于报警后登记在案的强奸数做成的，和实际发生率是两回事。

在强奸已成为深刻社会问题的印度，数据显示仅有2.6件，也就是说，并非发生率特别低，而是报警的件数特别少。

瑞典的强奸受害紧急救助中心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1. 这里采取365日 X 24小时制度，为性侵的受害者们昼夜不停地提供服务；

2. 有2处紧急救助中心的入口，其中一个入口不需要经过等候室，可以不和任何人打照面，直接抵达挂号台；

3. 中心的内部，为了保护来访者的隐私，非常细致地设置了隔断；

4. 虽说不提供住院服务，但提供了供来访者躺卧休息的空间；

5. 在强奸发生后10日之内，都可以利用“性暴力受害物证采集包”进行检测，检测结果将由中心保管6个月；

6. 受害者可以先在中心接受检查、治疗和心理辅导，待一系列救助措施都结束之后，再考虑是否报警；

7. 2015年，这座综合医院同时也设立了世界首家“男性强奸受害者中心”，跨性别的受害者，也是该中心的接待对象。

这种人权保障制度，值得全世界学习。

“凡是自己能做到的，我都想试试。”

“可是，非要死的话，可以带着破釜沉舟的心情，跟那些非改变不可的问题挨个死磕，把想做的事情一一做完，把自己的生命彻底花光用尽，届时再死也不迟。”

伊藤诗织用自己的行动和力量兑现自己曾经许下的承诺，她的付出不单单只是改变了案件的审判结果，改变了日本的法律，更是对全世界女性的鼓舞和激励。

每一个女性，都值得被尊重，享受公平正义的权力，不容许任何人干涉和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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