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启湖湘学风丕变的【罗典】
第七章第四节
开启湖湘学风丕变的罗典
乾隆嘉庆之际，受战争破坏、日久生弊等因素影响，全国书院出现诸多弊端，时有日就废弛、有名无实之讥。朝廷曾屡诏整改，试图重振其势，但终归收效甚微，整体已呈病态。值此之际，罗典任岳麓书院山长长达二十七年，以其体尊望重寿高，训诲不倦，卓有成效，门下之士发名成业者数百人，“湘人士无不宗仰”，成为士林典型，深得国人期许。大吏题奏，吏部纪录，屡获朝廷表彰，诚所谓“拥皋比者二十七年，亲绛帐者六十三县。先生之泽长矣，先生之教大矣”，“皋比之坐，问难无虚日，可谓盛矣”。岳麓书院因此成为全国书院的楷模，成为人们振兴教育的希望。
一、教育家的风采
罗典（1719—1808），字徽五，号慎斋，湖南湘潭人。乾隆七年（1742），以府试第一名进入长沙府学，成秀才。十年，从庠生升级为廪生，湖南学政阮裴园大为赞赏，以国士之礼相待。十二年，参加乡试，荣获解元（第一名）。十六年，参加殿试，获得二甲第一名，成为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正式步入仕途。历官江南道监察御史、四川学政、工科给事中、吏科掌印给事中、鸿胪寺少卿。期间，尝主河南、顺天乡试，门下人才甚众。四十年，以奉养老母还乡，结束官宦生涯，时年五十六岁。
乾隆四十二年（1777）起，任常德府朗江书院山长五年，“每课试，必集生徒于讲堂，不入私舍，夜分不退，日具冠服与生徒说经，忧愉如一体，贽仪无论厚薄，悉不受……多所造就”（嘉庆《常德府志》卷四十四）。乾隆四十七年至嘉庆十三年（1782—1808），主持岳麓书院凡二十七年，以九十高龄逝世于山长任上。
纵观罗典一生，为官二十四年，任朗江、岳麓两书院山长三十二年，若再加三年四川学政任期，则大半从事教育事业，可谓教育名家。以其体尊望重寿高，而又方峻自持，其在岳麓书院的表现，尤其引人注目，也深得湖南地方当局的敬重，尽享宾师之礼。而更为难得的是独立特行与勃勃生机，其随处讲喻之事甚多，兹举例如下：
夫子之为教也，讲明经义，即使之各有所得于见闻之外，复于游息时随时指点，凡身心性命，处己接物，无不洞彻夫情理，而使皆旷然有得于心。犹记夏日晚凉，花墩陪憇，同人侍坐已满，锷后来搀入其中，致两端者仅及半股。夫子曰：“与挨挤不宁，曷若多移坐具。”众起移运。锷乃就现成者坐之。夫子大笑曰：“甚矣，恕道不知也！”心知责己，翟然起坐故处。夫子又曰：“多此一动。”当时如闻棒喝，终身不敢忘。嗟嗟，一侍坐之顷而三愆迭形，夫子皆就其所失以警之。其循循善诱，此固知夫子之教有本，而不徒沾沾于文艺之末也。
熤侍慎斋夫子讲席前后六载，夫子当谈经之暇，辄率同人相羊于桃坞、花墩、柳塘、荷沼之间，以共畅其天机。
山长教学活泼生动，让受教诸生如坐春风，感知到了“共畅其天机”的深意与快乐。嘉庆五年，周谔有诗称：“意中花事眼中山，我列诸人侍从班。七百年来无此乐，晦翁风范在人间。”（周谔《朱野云鹤年为我作南台寺随罗慎斋先生典看花图因题》，载周谔《听云山馆诗钞》卷八）。然而，并非所有的人认同罗典的作派与风格。据记载，罗典讲学手舞足蹈，极具个性，并因此而招致个别巡抚攻击：
嘉庆朝，罗慎斋典主岳麓书院，方峻自持，不苟阿顺。巡抚某厌之，密奏典学簿，不堪师表，与诸生讲艺，舞蹈无礼。上批曰：罗典文艺优长，非尔所及，手舞足蹈，正是其读书有得，宁可议耶！巡抚大沮，更礼下焉。（朱克敬《瞑庵杂识》卷之二）
方峻自持、不阿顺而又舞蹈讲堂，正体现罗山长之个性张扬、自由灵动的教育大家风采。虽然看花游息之举、手舞足蹈之态招致巡抚之厌，但最终得到皇帝肯定与力保。更为可喜的是，经此风波，罗山长体更重，望更尊，称名天下，进一步得到社会的肯定。如《皇朝续文献通考》卷一百一十八记载：“乾隆五十九年……湖南省城岳麓书院，于乾隆四十七年，延请湘潭县原任鸿泸寺少卿罗典，在院训课，嗣于五十二年，六年届满，经前抚臣浦霖以该院长著有成效，奏请交部照例议叙，并声明留院掌教，兹又届六年期满。查罗典学行兼优，训诲不惜，实有成效，今届二次六年期满，应准其记录二次。”据统计，罗典被先后题奏四次，经吏部记录八次，备受清廷嘉奖。其私淑弟子岳麓书院山长袁名曜作《祭罗慎斋先生文》时说：“拥皋比者二十七年，亲绛帐者六十三县。先生之泽长矣，先生之教大矣。”著名湘军将领李元度评价道：“国朝耆宿主讲席最久者，推罗慎斋先生，而坦斋夫子继之，各二十有七年，湘人士无不宗仰两先生。”（《欧阳厚均集·有方游草序》）慎斋先生罗典是坦斋夫子欧阳厚均的老师，二人都是岳麓书院史上任期最长的山长，为清代中后期湖湘人才群体连续崛起做出了巨大贡献。
二、核心教育理念
罗典一生以培养人才为己任，提出了“陶泳其天趣，坚定其德性，而明习于时务”的核心教育理念。兹以其弟子严如煜《鸿胪寺少卿罗慎斋先生传》为例，来做具体分析：
先生立教，务令学者陶泳其天趣，坚定其德性，而明习于时务。晨起讲经义，暇则率生徒看山花，听田歌，徜徉亭台池坞之间。隐乌皮几，生徒藉草茵花，先生随所触为指示。忆甲辰冬夜，偕彭薄墅、向鲁斋、陶士升、周莲若、秦竹浯、李白桥、吴桃溪、罗麓西诸友同侍。有叩礼有犯无隐之义者。先生曰：“汝知圣人勿欺之训乎！勿欺者，先毋自欺。古之人有其善而陈，为其难而责，有感格之实者存焉；否则，折槛引裾未能信其无欺矣。”又有言：“居官不贪，庶几良欤？”先生曰：“难言也。不贪荣利，自好者勉焉。不贪于名，君子或未之能。有贪名心，则察察为明，皎皎为洁，煦煦为仁，甚或假托圣贤以误世，且但不贪则恬淡寡营而已，国计民生奚赖焉。”先生之以中道裁狂狷，多类此。三十年来，大湖以南，人才辈出，登甲第，内外蒙擢用，暨孝廉明经以行品才猷文学著名者数百人，门墙之盛，为从来所未有！
“陶泳天趣”指的是教学必须根据学生的天性来进行，才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罗典带领弟子“看山花，听田歌，徜徉亭台池坞之间”，在优良的教学环境和宽松的教学氛围中，与学生探讨问题。之所以选择景色宜人、花草并茂的环境中进行教学，是因为每个学生的“天趣”中都有热爱自然、热爱生命的元素。所以，在这种生机勃勃的环境下，更容易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另一方面，学生们由于存在天资、思想、性格的差异，可能产生不同的问题，罗典“随所触为指示”，对每个学生都因材施教，“陶泳其天趣”。
“陶泳天趣”还体现在岳麓书院八景的营造。乾隆四十八年（1783），罗典主院两年，辟院旁隙地为园池，加卉木点饰，而成岳麓八景：柳塘烟晓、桃坞烘霞、桐荫别径、风荷晚香、曲涧鸣泉、碧沼观鱼、花墩坐月、竹林冬翠。营造“八景”是有其独到考虑的，罗典《癸卯同门齿录序》说：“洼则潴水栽荷，稍高及堆阜种竹，取其行根多而继增不息也。其陂池岸旁近湿，插柳或木芙蓉，取其易生也。山身旧多松，余山右足斜平，可十数亩，筑为圃，增植桃李，取其易实也。是外莳杂卉成行作丛生，如紫薇，号百日红、山踟蹰，每一岁花再见，取其发荣齐而照烂靡已也。凡余幸得与诸君子共周旋，此物此志，即将凭以自明，力不逮而心逮之。”由此可知，让生徒到大自然中去接受美的熏陶，是育才造士之良法。所谓种竹栽荷，“取其行根多而继增不息也”；插柳或木芙蓉，“取其易生也”；增植桃李，“取其易实也”；移植紫薇、山踯躅，“取其发荣齐而照烂靡已也”。这种随事指点，寓教于游息山水情趣之中的教育，能使生徒依其天趣、才智自由发展，不拘一途，充分发挥各人的创造力。
在“陶泳天趣”的同时，罗典要求学生“坚定德性”，虽然每个人素质不同，成才的道路不同，但是对于是非、价值的判断必须要有道德标准。当学生向他询问“礼有犯无隐之义”，即对上级是否应该敢于无所隐讳地直言正谏时，罗典强调“毋自欺”的重要性，认为古人“有其善而陈，为其难而责”，是“感格之实”，即发自肺腑，触境生情。如果隐藏自己的感情，那就属于“自欺”了。然而，如果没有“感格之实”，就算“折槛引裾”，表现得再强烈，也是自欺欺人。
当被询问到“贪官”的问题时，罗典首先说明做官不能贪图利益财富，这是为官的基本要求。对于为官贪图清名、爱惜节操的情况进行了肯定，但是一定要怀着坦荡的心胸，“察察为明，皎皎为洁，煦煦为仁”。这与佛家否定对所有事物的贪恋是相反的，也是罗典本人一生为官的自我要求和真实写照。最后，罗典批评了两种情况，一种是“假托圣贤以误世”的好名之徒，一种是对所有事物都不贪图和追求，只是“恬淡寡营”的人，对于国计民生是没有任何帮助的。
以上两个例子说明，罗典不但在正式的教学中传授儒家的伦理道德理论，而且与学生相处时随时随地都会强调德性的重要作用。更值得一提的是，罗典会以自己的为人处世，来给学生示范如何成为一个有道德、有原则的士大夫。
乾隆四十九年（1784），“性灵派”诗人袁枚（字子才，钱塘人，乾隆己未科进士）由秦芝轩陪同到岳麓山，特地到书院拜访罗典。出人意料的是，罗典却将这个由广东远道而来的大才子拒之门外。并且在袁枚走后，郑重其事地吩咐院役和生童，将袁枚在书院停留过的地方用水认真冲洗，务必不留痕迹。这是罗典对袁枚恃才放诞、品行不端的不认同，体现了他的道德标准。同时，起到了对门生的示范和警戒作用。
嘉庆三年（1798）湖南乡试时，考生傅晋贤串通书吏作弊，将岳麓考生彭莪的卷子改换成了自己的名字，于是得中乡试第一。罗典作为彭莪的老师，对这件事进行了彻底追查。事情被揭发后，有人以万金贿赂彭莪，希望能隐瞒这件考场作弊案件。罗典却坚持要将此事申报朝廷，结果监临乡试的湖南巡抚（兼署湖广总督）姜晟“奉旨着革职留任”，“自监临以下皆得咎”，牵连了许多官员。事后，罗典总是以这件事警戒他的学生，举业中不能徇私舞弊，败坏德性。这也很好地诠释了他的“不自欺”原则，这种官场的腐败使得他义愤填膺，揭发弊案只是他对内心原则的坚持。
在培育人才、选拔人才上，罗典认为不能单纯以文章的好坏来裁定，而要看其是否有坚定的德性。早在四川督学期间，罗典就提出了“非专衡文，当以育才为本”的教育主张。“每按试，先集诸生讲学，听者悚动。试毕，复进而规诲之”，务使士子必须明白德性为本、文章为末的道理，做到知行合一、文行一致。因此，生童们都很信服他，认为他严而可亲。
教学中，罗典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教学子坚定德性之外，还要“明习时务”。这一点，既是受到经世致用、“通晓时务物理”的传统影响，也有惩于当时书院多为科举附庸，学子终日穷于无用之举业的客观事实。因而其“门下发名成业者数百人”，如从游罗典达二十四年之久，学识博洽的胡光北；“足当大任”，“称为经世才”的严如熤；“生平志行过人，屡掌文衡，得人称盛”的状元彭浚；以《弟子箴言》鸣世的探花胡达源；热心教育的欧阳厚均兄弟等等，举不胜举。陶澍、贺长龄则为其中之佼佼者。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山长，在这样的耳濡目染，切磋琢磨之下，岳麓门人成人成才者极多。“三十年来，大湖以南，人才辈出，登甲第，内外蒙擢用，暨孝廉明经以行品才猷文学著名者数百人。门墙之盛，为从来所未有！”
三、管见新异的治经特色
罗典是一个学有所成的经学家，主要著作包括《凝园读易管见》十卷、《凝园读诗管见》十四卷、《凝园读书管见》十卷、《凝园读春秋管见》十四卷、《罗鸿胪集》二卷、《九江考》、《广养生说》等。
《凝园读易管见》成于北京任职期间，以其所居寓所名为“凝园”，故名曰“凝园读易管见”。主讲岳麓后，继续研究汉学，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嘉庆三年（1798）、九年，先后完成《读诗管见》十四卷、《读书管见》十卷、《读春秋管见》十四卷等著作，形成系列，皆冠以“凝园”之名。在这些治经的著作中，采用汉代经学家那种“字批而句疏”的训诂诠释之法，但并非在汉代经学家后面亦步亦趋，而是有所创新。如人们评价他的《读诗管见》，于“字句诠释，能补充毛（亨）郑（玄）之略，唯论喜新异，传者怪焉”（光绪《湘潭县志》卷八《列传》）。
岳麓教学与学术享有相当程度的自由、独立，因而率性、生动、活泼，充满生机。罗典也是在教学活动中从事汉学研究的，并把他的治经成果传授给学生，人们称他“主讲岳麓，唯以治经论文，启诱后进，覃思幽微，多有心得”（光绪《湘潭县志》卷八《列传》），可见他治汉学是和教学密切结合的。虽然他曾以制艺之文名于一时，并在主教岳麓时，也很重视学生的时文传习，但他并没有完全把学生束缚于制举之业，而又注意给予学生传授真正有学术价值的教学内容。“则名山讲论，即谓为老儒臣之鼓吹休明，赞助醲化”，诚为“培英育才”之功。这是罗典的学生严如熤在《鸿胪寺少卿罗慎斋先生传》中，对老师教学的评价。
至于罗典的治经特色与经学成就，严如熤也有一个说法：“先生虽以制艺名一世，而精神专注则在经，字批而句疏之，既皆有确切注脚，则通之一章，又通之全篇全经。有所窒，则废寝食，夜以继日，必得其融贯而后安。注《易》始京寓之凝园，名曰《管见》，壬寅《诗管见》成，戊午《今文尚书管见》成，《春秋管见》成于甲子，年八十六矣。摄心志，观义理，加以阅世之深，洞彻于天人之微，事物之变，周情孔思，立说时出新义，要其精者实阐古人不传之秘。”（《湖南文征》第3327页）由此可见，罗典注释经典首先逐字逐句注释，然后采取章、篇、全经的顺序进行研究，最后达到融会贯通的地步，是一种自下而上、由点及面的研究方法。并且由于罗典的思想高度和社会经验，使得他常常可以“阐古人不传之秘”，形成自己独到的观点。考诸史实，此论可谓中肯，汉宋兼采，由义理而考史诂经，洞彻天人，正是岳麓长久的学术传统。
四、屈子祠的文化意义
罗典主讲岳麓，对书院建设贡献良多，据《岳麓续志》记载：他“岁脩所入，除给饔餮外，悉以增葺书院。”现存很多建筑，如爱晚亭、吹香亭、风雩亭、赫曦台、屈子祠、拜厅等，皆始出其手。其中嘉庆元年（1796）董建完工的屈子祠，将岳麓学统由朱张而上溯到楚汉北宋，对湖南士气、学风影响甚深。
屈原为楚国大臣，因主张改革被流放沅湘，以报国无门，乃自沉汨罗江殉国。及至汉文帝时，洛阳人贾谊被贬为长沙王太傅，作赋以吊，感叹“逢时不祥”，司马迁以其际遇相类，作《屈贾列传》于《史记》。自此，湖南就有屈贾之乡的说法，屈贾之祠遍布沅湘。但具体到省城长沙，则清代嘉庆以前还没有屈原专祠，屈子木主仅附于城内贾太傅祠中，这与湖南屈贾之乡的称谓显然不相称。
嘉庆元年（1796），长沙知府张翙倡建屈子祠，以其左为贾太傅祠，附濂溪木主，分祀屈原、贾谊、周敦颐，将岳麓学统由朱张而上溯到楚汉北宋。工程由院长罗典董理，经始于冬季，明年六月告成。张自记其缘由，学政范鏊作《屈子祠祭田记》以纪其置田经久之计。同时建李中丞祠居屈子祠之右，祀有功于南北分闱的巡抚李发甲，代表书院追求科举的趋向。
湖南作为“屈子《离骚》故地”，省城书院创建专祠奉祀，得到了巡抚、学政以及藩臬监司诸大僚的赞许与支持，如巡抚姜晟就“深嘉此举有合古人向于教化，兴于行谊之意，而又为之经其久远”，倡导下属官僚捐资，共得一千金，购买田地，作为屈子祠祭田，以为“将来修补计及香火之资”（《岳麓书院志》第641页）。据《岳麓书院续志》卷一《庙祀》、《田额》记载，屈子祠祭田有十石，在瓦店铺，契约存长沙府署，粮载善化县七都麓字二区，议定佃规银一百两，“岁收租壹百石，国租杂税有差，招僧主持香火，并为每岁修补之计”，这是典型的专款专用。僧人主持祠中香火，岁修经费皆有着落，正常情况下，这些就足以保证祠宇的正常运作。
岳麓书院创建屈子祠的文化意涵，其核心是倡导忠诤爱国的优良传统，并将其上溯于楚国与西汉，使其根深而祈叶茂。岳麓书院倡导爱国主义传统，由来已久，其明显标志是南宋乾道年间，张栻筑道乡台纪念北宋诤臣邹浩，朱熹题额，以示“仰止之思”。邹浩字志完，自号道乡居士，宋晋陵人。尝从程颐讲学，以道学行谊称于世。北宋哲宗时任“右正言”，直谏而“以言事落职”。徽宗即位后，又起用为“中书舍人”，因与蔡京不合，引起蔡的忌恨。后蔡京当政，于崇宁二年（1103）将其贬为衡州通判。途经长沙，潭州知州温益，趋炎附势，不仅不以礼相待，反下逐客令，邹只得冒雨渡江投宿于岳麓山。山僧列炬相迎，士人则拟请讲学，其冷暖大别。温益得知此讯，害怕蔡京怪罪，丢了乌纱帽，竟令人带兵连夜出城，强逼邹浩登船“凌风绝江而去”。这样的忠诤之士，这样的权奸之臣，这样的附势小人，皆是教育生徒的绝妙教材。非常明显，张栻朱熹之筑台，非徒“示仰止之思”以为纪念，其深意则在“发人感愤”，塑造诸生高尚人格。
明代因沿朱张之意，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由道乡先生十八世孙湖南学道邹志隆等“构宇三楹，中设一木主，神有依也；左横列道乡台碑，旧可仍也；右横列道乡台记碑，事足征也”，又置田四百亩，令僧人本空收租住持，以奉祀事。这是正式以祭祀形式倡导正气，教育诸生的开始。此后，由台而祠，道乡香火历数百年而不灭，既寄托后人敬仰之思，更标示着岳麓倡导忠诤爱国的优良传统。
与邹道乡其事相若，其志趣相类，而又都曾涉足岳麓者，尚有明代王守仁、邹元标二位，他们都曾被树为教育诸生，磨砺品行的榜样，如清康熙年间赵宁《新修岳麓书院志》卷三《列传》中，就有《迁谪三公传》，并载三人事迹，于其学问道德再三致意，而尤重其“忠直震于天下”之举。
由此可见，当年的书院建设者们对于固有的教育资源作了充分的利用。但也非常明显，是否涉足岳麓是能否进入书院祠宇的一个重要参数，也就是说先贤存神过化之“地”是指岳麓书院这一特定之“地”，范围很小，再怎么样，溯源而上只能到北宋为止，这不能不严重影响教育资源的开发。屈子祠的创建，打破了这种限制，它缘出于“湖南为屈子《离骚》故地”的认同，由岳麓而及湖南，其视野和胸襟已然开阔，历史的根基也更加久远和深入，其意义不仅仅在于增加了新的教育资源，也不仅仅在于书院自我提升，自觉担当起全省文化建设的责任，而在于它最终确立起了以屈贾为代表的忠诤爱国思想在湖湘文化中的源头地位。从此，在岳麓书院这一湖南最高学术与教育中心的神殿，就成为一种区域性文化的象征，而具有更为广泛的代表性，此则正是罗典董建屈子祠文化贡献，也是张翙“从此，衡山湘水虽妇孺渔樵，亦搴香草，思美人矣，岂独执经髦士有所观感而兴起”之说的意义所在。
湖湘文化英杰之首
罗典把岳麓书院带入一个人才辈出的辉煌发展时期。严如煜总结说：“卅年来，大湖以南，人才辈出，登科第，内外蒙擢用，及孝廉明经以品行才猷文字著名者数百人，门墙之盛，为从来所未有。”罗典90高龄去世后，其高足袁明耀和欧阳厚均又继任山长，萧规曹随，发扬光大，开辟了长达60年的罗典书院时代（含罗典的山长岁月）。此期间，罗门弟子出身的湖湘文化政治精英人物井喷似地涌出：陶澍、贺长龄、贺熙龄、魏源、汤鹏、唐鉴、邓显鹤、彭浚、严如煜、罗修源、曾国藩、胡林翼、罗泽南、左宗棠、郭嵩焘、李元度、罗汝怀、何绍基、吴南屏……史志留名显通学子达近千人。所谓“中兴将相十九湖湘，湖湘英杰十九岳麓”，就这批岳麓弟子的赫赫功业看，比孔子的贤人七十有过之而无不及。实在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大奇迹，罗典为中国教育史上一流的大教育家当之无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