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号

  早先在小地方工作时，风清气正。那时干部去基层是家常便饭，每个月至少二十天在队里与乡亲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即“三同”。当年我们就是一心一意扑在工作上，根本顾不上家！如今几十年过去了，孩子回忆起过去还说记得他小时候就记得家里就是他妈和他两个人相依为命，很少见到你这个做父亲的“都没啥印象”。那时的工作任务除了自己的业务范围，其他方面的工作，只要遇到也必须先接手开展工作，绝对不能以我不是某某单位的推诿不管！这与当前个别衙门分工极为清晰真是天壤之别咧。不过据老革命前辈说他们一直是这样做的“打起仗来还能说那个敌人该你们打，我不管”！

  当时我们到基层工作，吃饭，如果是在队里，那是派饭，即全队的每一户轮流安排接待，那是群众家吃啥我们吃啥，每顿饭都是四两粮票一角钱。如果在公社或其他基层单位，则是买饭票在食堂吃。1976年夏收时，我在延安最南边的官庄公社整整一个月，当地群众的生活习惯就是玉米面馍，菜就是水拌辣椒面和盐，水则是蒸玉米面馍的水。唯一吃了顿面，还是在田家塬，我运用当年在机务队工作组学到的一点修理柴油机技术，帮助队里修好了一台柴油机，没有耽误队里的基建工程，大队书记遂请包括公社领导在内的我们几位市上，公社来的干部吃了顿发芽麦子面片。仍然是水拌辣椒面加盐。那一个月里，唯一吃了顿肉，那是有一天，我和公社武装部长，公安特派员等，骑着自行车到紧邻官庄的宜川县云岩公社，在公社所在地的一个地下饭馆要大师傅炒了个回锅肉。记得当时那肉皮上未褪尽的毛清晰可见，但遗憾的是一块都没剩下。不用任何人提醒，就真正的光盘行动喽。

  以后，随着条件改善，思想活跃，胆子壮了，下基层就开始有招待饭咧，这里面也有一些客观因素，比如当时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极大的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社员们常常是锁门全家都到地里干活，不可能有人在家给外来人做饭，所以队里的派饭越来越难。这样一般就开始实行招待饭喽，队里专门派人给下乡人员做饭，当然还是普通的农家乡亲饭，没有特殊待遇，而且还是每顿四两粮票一角钱。

再以后，一些脑袋聪明的就总结出一些经验来啦。比如某书记爱吃饺子，某市长爱吃猪头肉夹烙饼，某区长爱吃揪面片，某某局长爱吃炖羊肉，某某某科长爱吃木耳拌手擀面，某所长爱吃过油肉盖饭。时间一长，人们嫌说饭菜名太直白喽，麻烦，就创造性的用省略语代替，比如饺子叫复杂扛硬，炖羊肉叫简单扛硬，猪头肉夹烙饼叫二层，过油肉盖饭叫一层，木耳拌手擀面叫一挂。

  再发展，就连酒文化都有了新品味咧。一次我参与处理一起酒后打架案。在给当事人做笔录时，问当事人何事引起，当事人气愤填膺的说“我这人实在，喝的是虫。他们心眼坏了，喝的是糖。被我发现了，就吵了起来。”我一一实录下来，正想让当事人核对笔录完事，突然觉得不对劲，警情说是酒后闹事，这怎么是虫呀糖的？于是我又多问了句，果然，还真是酒文化有了发展。因为在人家好酒者眼里，特地给酒按类作了新名。比如这虫，指的是白酒。而这糖，指的是红酒。当事人见我问到这啦，特地主动告诉我，说他们喝酒行内不仅对白酒红酒有如此称谓，对啤酒则是称之为茶，黄酒呢，更是称之为汤“拜识你以后喝酒可是得注意，这糖是红酒汤是黄酒，说不清楚可就麻烦咧”。当时我闻知后心里打了个寒战，幸好多了个心眼问了个明白，不然这份笔录报上去了，那可是丟脸丟大啦！

    随着进一步发展，这些都过去啦。前年，我抱病回到山村祭奠为革命奋斗一生的父母亲，同时看望乡亲们。我插队时就是队长的二哥已经七十多岁啦，还在当村长，当然，这官和过去一样大小。

    我笑着说他这是小车不倒只管推的典范。二哥无奈的说，他这官，过去称队长如今叫村长反正都是一个级别的官都当了几十年，早干的够够的了，不知申请了多少回要公社如今叫镇政府赶紧换了。但苦于如今村里的年轻人都进城居住了，找谁谁都不当，镇政府只好要他继续维持着。

  据村长二哥说如今发展的不错，干部们极少来队里办事，即便有啥事都是发微信打电话就成了。非得到队里来，一般都是SUV代步，三言两句办完事就走了，即便赶上饭时的，就在他家里吃点“庄里都剩些老头老太太，平时自个家吃饭都是马马虎虎对付呢，上哪里派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