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D334：你这赵国的奴才，先前扰害你们国王父子，还嫌

我是拉闲散闷轻煮生活，我开始读《资治通鉴》啦。《资治通鉴》描述了自战国到后周，前后1362年的历史，这部书不仅仅是一部历史的记录，更是一部智慧的宝库，蕴藏着丰富的治国理念、人生哲理和权谋智慧，值得我们每个人去细细品味。我想将我的读书笔记与大家分享，一同围观我的读书之旅。

读史可以明智，知古方能鉴今。

D-334《资治通鉴》读书笔记-第二十二卷-06

孤独的困兽之斗

太子派门客冒充皇帝使者，逮捕江充等人。韩说怀疑使者是假的，不肯接受诏书，被太子门客杀死。

太子亲自监杀江充，骂道：“你这赵国的奴才，先前扰害你们国王父子，还嫌不够，如今又来扰害我们父子！”又将江充手下的胡人巫师烧死在上林苑中。

太子派侍从门客携带符节乘夜进入未央宫，通过长御女官将一切报告皇后，然后调发皇家马厩的马车运载射手，打开武器库拿出武器，又调发长乐宫的卫卒。

长安城中一片混乱，纷纷传言“太子造反”。黄门苏文得以逃出长安，来到甘泉宫，向汉武帝报告说太子很不像话。

汉武帝说道：“太子肯定是害怕了，又愤恨江充等人，所以发生这样的变故。”因而派使臣召太子前来。

使臣不敢进入长安，回去报告说：“太子已经造反，要杀我，我逃了回来。”汉武帝大怒。

丞相刘屈牦听到事变消息后，抽身就逃，连丞相的官印、绶带都丢掉了，派长史乘驿站快马奏报汉武帝。

汉武帝问长史：“丞相是怎么做的？”长史回答说：“丞相封锁消息，没敢发兵。”

汉武帝生气地说：“事情已经这样沸沸扬扬，还有什么秘密可言！丞相没有周公的遗风，难道周公能不杀管叔和蔡叔吗？”

于是给丞相颁赐印有玺印的诏书，命令他：“捕杀叛逆者，朕自会赏罚分明。应用牛车作掩护，不要和叛逆者短兵相接，杀伤过多兵卒！紧守城门，绝不能让叛军冲出长安城！”

太子发表宣言，向文武百官发出号令说：“皇上因病困居甘泉宫，我怀疑可能发生了变故，奸臣们想趁机叛乱。”

汉武帝从甘泉宫返回，来到长安城西建章宫，颁布诏书征调三辅附近各县的军队，部署两千石以下官员归丞相兼职统辖。

太子也派使者假传圣旨，将关在长安官狱的囚徒赦免放出，命少傅石德及门客分别统辖；又派囚徒如侯持符节征发长水和宣曲两地的胡人骑兵，一律全副武装前来汇合。

侍郎马通受汉武帝派遣来到长安，得知此事后立即追赶前去，将如侯逮捕，并告诉胡人：“如侯带来的符节是假的，不能听他调遣！”马通将如侯处死，带领胡人骑兵开进长安。

汉武帝又征调船兵楫棹士，交给大鸿胪指挥。汉朝的符节是纯赤色，因太子用赤色符节，所以在武帝所发的符节上加黄缨以示区别。

太子来到北军军营南门之外，站在车上，将护北军使者任安召出，颁与符节，命令任安发兵。但任安拜受符节后，却返回营中，闭门不出。

太子带人离去，将长安四市的市民约数万人强行武装起来，到长乐宫西门外，正遇到丞相刘屈牦率领的军队，双方会战五天，死亡数万人，鲜血像水一样流入街边的水沟。

民间都说“太子谋反”，所以人们不依附太子，而丞相那边的兵力却不断加强。

感思：太子刘据假传圣旨、铤而走险的背后，是汉武帝晚年政治生态的残酷缩影——巫蛊之祸已成党争工具，而太子既无父亲的全然信任，亦无稳固的权臣同盟，最终在仓促中走向绝路。

太子的行动暴露了其政治经验的匮乏。他虽贵为储君，却未能在平时构建自己的势力网络；逮捕江充时未留存其构陷罪证；起兵时仅依赖临时拼凑的囚徒与市民，甚至未能争取北军统帅任安的实质性支持。

反观汉武帝，即便病居甘泉宫，仍能通过符节制度、军队调度牢牢掌控全局。

太子之败，非因“造反”失道，而在于他从未真正理解权力的游戏规则，仅凭身份正统不足以服众，还需有利益捆绑与资源动员的能力。

若太子平日能结盟卫氏旧部、拉拢部分军权将领，或联合对江充不满的大臣，或许能形成制衡力量。但汉武帝晚年猜忌日深，朝臣明哲保身，太子早已陷入“孤立无援”的囚徒困境。

但并不代表没有其他势力存在。丞相刘屈牦作为李广利（李夫人之兄）一派的代表，注定与太子对立。

太子最大的失策，是未能抢占舆论高地。他宣称“皇上困居甘泉宫恐有变”，却无实证支持；而汉武帝迅速移驾建章宫、以“加黄缨符节”区分敌我的操作，直接瓦解了太子的合法性。

民间“太子造反”的流言，实为汉武帝数十年威权统治下民众的条件反射，皇权至上，即使是储君亦不可挑战。

权力场中，道德正当性需以实力为盾。若无党羽、无预案、无舆论支持，纵有万般冤屈，亦难逃“叛逆”之名。

太子的仓促起兵，非勇也，实为绝望中的最后一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