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政治改革与军事战争的关系分析（中）

改革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改革。

——题记

4、汉武帝中央集权与北伐匈奴

在历史上，秦始皇和汉武帝功过几乎如出一辙，在对内改革和对外战争上，汉武和始皇也几乎一样。

这是始皇和汉武关于改革的有趣比较：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秦始皇废除分封诸侯制，设立郡县制。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汉武帝削弱郡国并行制，实行推恩令。

为了打击地方豪强，秦始皇依法治国，并迁徙各地大户到关内。

为了打击地方豪强，汉武帝外儒内法，并迁徙各地大户到茂陵。

为了经济管控，秦始皇整合货币，度一量衡

为了经济管控，汉武帝盐铁官营，币制改革。

为了加强思想控制，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吏为师。

为了加强思想控制，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对于这一点，顾颉刚在《中国历史众生相》中精辟的指出：

秦始皇的统一思想是不要人民读书，他的手段是刑罚的制裁。

汉武帝的统一思想是要人民只读一种书，他的手段是利禄的引诱。）

而在进行对内大改革的同时，两人都发动了规模宏大时间持久的对外战争。

秦始皇，南平百越，北击匈奴。

汉武帝，北伐匈奴，吞并朝鲜。

如上章中我们得到的结论一样:

越是深入的改革，就越不能在扩大化的战争下进行。

汉武帝是为了更好的进行战争，才发动了一系列加强集权增加国力的激进改革，而汉朝也因为常年的大规模战争，导致民生凋敝，生灵涂炭，海内沸腾，以至于史学界有“宁为文景犬，不做汉武人”的说法。

武帝末年，天下户口锐减一半，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国内经济形势和安全形势急剧恶化，大汉到了濒临亡国的境地，汉武帝的改革自然无以为继。

于是，在晚年，武帝下《罪己诏》，放弃了激进的改革措施，重新启用汉初无为而治的思想，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表示要与人民修生养息。

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

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

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

——汉武帝《轮台罪己诏》

历史上第一个罪己诏

可见，改革和战争是关系十分微妙的两者。

一方面，战争能推进改革的深入，然而一方面，越是深入的改革，就越不能在扩大化的战争下进行。

正统士人司马光，也因汉武帝的穷兵黩武批判汉武帝：

孝武帝……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

清朝有个叫吴裕垂的哥们，读通鉴的时候看到司马光这样的评价，他忍不住地写道：

宋人竭中国之财力，纳币赂寇，偷安旦夕，致使生民左袒，肝脑涂地，退而渡江航海，竟以议和误国。

则武帝所为，又岂宋人所能议乎?

这哥们说的就很打脸了：

“你司马光是北宋人，你们北宋是啥样的我知道，叫量中华之物力，结夷狄之欢心，不顾百姓死活也要苟且偷生的嘛，然而最后你们北宋还不是被金国灭了，而且成了南宋后，竟然还要和金人议和。

汉武帝把匈奴、百越、高丽打的落花流水，打出了中华天威，北宋却被蛮夷欺负成这样，北宋人有什么资格议论汉武帝啊？你司马光想搞大新闻，把汉武帝批判一番，真是图样图森破。”

是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汉武帝的那几代人的使命，主要就是消除匈奴的威胁，给后世留下一个安全的地缘环境。

这是汉武帝晚年对卫青讲的一段话，透露了他的心声：

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

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

参考下匈奴被汉朝赶到欧洲后罗马的灭亡，如果没有武帝对匈奴的胜利战争，毁灭的也许就不是罗马，而是西汉了，而五胡乱华这千年最血腥黑暗的时代惨剧，也将提前在神州大地上演。

汉初时，刘邦在白登被匈奴围了七天七夜，差点把命丢在那里，靠送礼给单于老婆才得以逃脱。汉朝可以说是被匈奴打的没脾气，呼匈奴人为“天之骄子”，对匈奴说尽好话。匈奴单于曾写了封求爱信给刘邦的老婆吕后，信中极尽调侃戏谑之语，这样辱国辱己的大事发生在吕后头上，然而一向心狠手辣杀人如麻的吕后却不敢对匈奴发怒，只能委曲求全地给匈奴单于回信，称自己是老太婆配不上。而汉人投靠匈奴的更是不绝如缕，如韩王信、燕王卢绾等。

只能这么说，当时汉人还没有足够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自信心。

所以，如果没有武帝，如果五胡乱华提前上演，那时没有树立起足够民族意识和文化自信的汉族，很有可能将湮灭在五胡乱华的血泊中，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

如电视剧《汉武大帝》的开篇词所言，汉武帝的功绩，真的是千秋万代：

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

他给了一个族群挺立千秋的自信

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

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

族群挺立千秋的自信

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

能有评语如此，何愧千古一帝？

当然，这篇文章主体是改革与战争，我们也要在汉武帝身上，吸取这样的教训：

一方面，胜利的战争能推进改革的深入。

另一方面，越是深入的改革，就越不能在扩大化的战争下进行。

5、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与柔然战争

如果说秦皇汉武的案例告诉我们，改革很难在扩大化的战争下进行，那么北魏孝文帝的案例则告诉我们，有时候，战争很难在激进化的改革下善后。

北魏孝文帝是历史上有名的雄主，他最大的历史功绩，就是进行一系列汉化改革，推动了鲜卑族的汉化，有效促进了五胡乱华后的民族大融合，而他最大的政治败笔，就是这一系列汉化改革，埋下了北魏灭亡的种子。

五胡乱华也好，南北朝时期也罢，北中国最大的社会矛盾，就是民族矛盾。

而孝文帝身为鲜卑族人，主动向先进的汉文化靠拢，以“全盘汉化”为根本宗旨，旗帜鲜明的推动了一系列汉化改革：

1、鲜卑族说汉语，改汉姓，穿汉服，和汉人通婚。

2、北魏故都平城，鲜卑族发祥地，孝文帝迁都汉文化氛围浓厚的洛阳。

3、实行汉族的典章制度和生活方式，带头汉化鲜卑贵族。

孝文帝这一系列态度鲜明的改革，有效的促进了北方的民族大融合，弥合了民族矛盾，增强了国力，但也埋下了北魏灭亡的祸根。

北魏的汉化改革虽得汉族人心，然而却不得部分鲜卑族军人民心，史料记载，北魏洛阳禁军，羽林虎贲军，在六镇起义之前就发动过反对汉人的首都兵变。

神龟二年二月，羽林、虎贲几 将千人，相率至尚书省诟骂，求其长子尚书郎始均不获，以瓦石击打公门，上下畏惧，莫敢讨抑。

遂便持火掳掠道……棰辱极意，唱呼嗷嗷，焚其屋宇……羽林等就加殴击，生投之烟火中……远近闻见，莫不惋骇。

官为收掩羽林凶强者八人斩之。

是的，北魏首都，天子脚下，禁军里的鲜卑族军人竟然兵变！

在光天化日之下烧死汉人官员，而皇帝事后还不敢追究禁军的违法，几千人的暴乱，官方仅仅杀了8个人就糊弄交差了！

这八个人，估计是中国史上最早的临时工。

陈寅恪在《六镇问题》上，对洛阳兵变和六镇起义的内在关系，写的很明白：

在洛阳犹如此，在边镇就更加可想而知了。

须知北魏的禁军和六镇将卒，"往往皆代北部落之苗裔，其初藉之以横行中国者"。自孝文帝迁都洛阳，推行汉化，"以夏变夷"，遂至崇文鄙武， 把武人排斥在清途之外。

洛阳羽林虎贲起来发难，实际是六镇起兵的前奏。

那么问题来了，洛阳兵变后的六镇起兵是什么事情？

北魏的北方有柔然，作为国防最前线，北魏在北方设立了北方六镇，六镇人士是鲜卑贵族，是职业军人。

六镇将卒则御侮之兵，往往皆代北部落之苗裔，其初藉之以横行中国者。

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为了拱卫洛阳和对南朝作战，北方将原本部署在六镇的精兵猛将抽调南下，也没有对六镇进行兵员补充，导致六镇防务日益衰败。

本来六镇将士是豪族大户子弟向往的从戎军区，类似今天的北京王牌军38军，孝文帝迁都后，六镇地位大大下降，发配的罪犯成了镇将镇兵，镇民素质变得参差不齐，38军变成了地方城管。

而孝文帝又推行汉化，南迁洛阳的鲜卑大贵族与汉族门阀合流，留在北方的鲜卑军民日益边缘化，加上财政紧张，六镇的经济支持也不断减少。

公元523年，柔然趁六镇边防空虚之际，率部南下劫掠，六镇兵民无力抵抗，损失惨重，民不聊生，纷纷请求边镇开仓放粮。

然而，当时怀荒镇镇将叫于景的，本是在洛阳的鲜卑贵族，因得罪权臣被才被贬六镇，他素来瞧不起六镇兵民，竟然拒绝开仓放粮。

愤怒的军民杀了于景夫妇，打开粮仓分粮，而后，苦大仇深的六镇兵民宣布起兵反抗朝廷，开后世关陇集团先河的六镇起义，由此爆发。

柔然入侵六镇，本是单纯的一起边地军事防御战，然而因为洛阳鲜卑对边镇将士的蔑视，因六镇将士对洛阳政权的不满，因战后六镇极度恶化的不稳定态势，柔然入侵后，六镇却爆发了针对北魏的军事起义。

而且，这还不是一般的起义，这是职业军人的起义。

北魏陶武士俑

六镇起义后，关陇、河北各地纷纷起兵响应，北魏统治濒临崩溃，一帮猛人乘六镇起义崛起，最后，尔朱荣、宇文泰、高欢等人联手埋葬了北魏政权。

可以这么说，柔然一次小小的六镇战争，打断了北魏的历史进程。

嗯，估计柔然也懵逼了：

我就是来六镇装下逼的，怎么北魏就嗝屁了？

估计北魏也懵逼了：

打你们六镇的是柔然啊，你们不去找柔然报仇，怎么找中央报仇了？

无他，只能说，孝文帝汉化改革后，北魏反汉化集团与汉化集团的矛盾，无法调解，以至于从中央到地方都有强大的反对势力。

所以柔然对六镇一次正常不过的军事行动，成了苦大仇深的六镇起义导火索，北魏从地方到中央都产生联动，国家政权瞬间岌岌可危。

陈寅恪指出六镇不找柔然报仇找中央报仇的原因：

自魏初起，六镇军人的贵族成分是一直保持下来的……他们震惊自己真的成为府户了，不仅仕宦、复除从此绝望，而且将永远被人贱视。

六镇……在孝文帝迁都洛阳后，被当作弃儿，社会地位降低，变成低下阶级府户，是最重要的原因。

这篇文章里，陈寅恪用这样一句断语做结尾：

六镇之叛，就基本性质来说，是对孝文帝汉化政策的一大反动。

岱岱给六镇将士们，想了这么一个起兵口号：

冤有头！债有主！不找柔然找政府！

是的，六镇起义是北魏反汉化集团与汉化集团的矛盾激化的后果 ，六镇就是反汉化的保守势力大本营，后来从六镇出身的尔朱荣，高欢等人，皆是鲜卑色彩浓厚的军阀，他们掌权后奉行的是与孝文帝截然不同的鲜卑化政策。

从管仲商鞅改革的案例中，我们可以得出，改革是有利于增强国力的，而增强国力是有利于发动战争的，然而，在孝文帝的案例中，却截然相反。

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增强了北魏国力，却大大损害了六镇鲜军人的既得利益，虽然促进了民族大融合，然而六镇军人依然反汉化。

（试想下，如果中国深化改革后收复了台湾，这将大大损害了台湾部分人的既得利益，虽然两岸迎来了统一，然而台湾岛上依然将残留很大的台独势力。）

孝文帝汉化改革后，中央禁军有反汉化集团，地方边镇有反汉化集团。

（深化改革和收复台湾后，大陆有反对深化改革的政治势力，台湾有残留的台独势力。）

而后，反汉化集团发力，洛阳禁卫军发动暴乱，六镇将士爆发起义，北魏各地反孝文帝汉化政策的势力纷纷起义，反过来打断了北魏既定的改革路线。

（试想，如果台湾和香港一样，回归后不消停，两天一小闹三天一大闹，甚至出现社会暴乱，那么台湾依然将极大的消耗大陆的精力与资源。

并且，回归后的台湾发生社会动乱，把不稳定因素传导到国内社会将更加方便，此时，不仅国内的反动政治势力，还有国际上的反华势力，都极有可能趁台湾大乱而对北京中央进行反攻清算。）

就如同旧文，《香港问题与台湾问题的相同点和不同点》里写到的那样：

港灿的例子已在眼前，弯弯的未来可以预见。

大陆收回台湾后，台湾经济如果和香港一样扶不起，没能得到有效振兴，那么台湾民心绝对会动摇，隐性台独的根深蒂固和西方势力的策动，类似香港占中事件在台湾将屡见不鲜，届时中国将十分被动，虽然在地缘上是收了燕云十六州，但在政治上绝对是抱上了一个随时可能爆炸的政治炸弹。

当年六镇起义的炸弹一响，北魏国内反动势力纷纷响应，最后，北魏这艘大船被炸沉。

如果未来台湾这个政治炸弹一响，中国内外的反动势力也纷纷响应的话，中国这艘大船会如何呢？

嗯，当年是打完六镇的柔然懵逼：

我就是来六镇装下逼的，怎么北魏就嗝屁了？

未来会不会轮到发生动乱的台湾懵逼：

我就是向大陆装下逼的，怎么中共就嗝屁了？

我们已经从孝文帝改革的案例中意识到，战争后的地区，不稳定因素极多，特别是该地区有着深厚社会矛盾时，爆发严重危机并进行危机传导的可能性很大，特别是在改革进入深水区各处矛盾一触即发的情况下，为了防止出现全局性危机，为了保卫改革的胜利果实，必要也必须对战后地区进行强有力的维稳工作。

由此，我们得出这么一条改革和战争的关系：

要想改革成功推进，就必然要求战争的胜利，也必然要求战争后的维稳。

最后，还是提一下岱岱在旧文中，那句不是“建议”的“建议”：

大陆武统台湾后，台湾军队战死的人，也许还没大陆治理台湾搞死的人多。

6、北宋，范仲淹庆历新政与西夏战争

这一章就很简洁了。

因为上面几个案例，都是改革和战争同时进行，或者先改革后战争，而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却是先有战争，后有改革。

换言之，是北宋在西夏战争的失败，催熟了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

庆历新政发生的时间，是北宋内忧外患最严重的时期，这一期间西北的党项族建立了西夏国，与北宋的关系彻底破裂，双方爆发了激烈的战争，宋军经历了一场惨痛的大败，而后，以文御武的北宋朝廷，派范仲淹主持西北军事工作。

没想到，“云山苍苍，江水泱泱”的范仲淹，不仅是文章好手，还是军事大家。

古者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去了前线实地了解情况后，范仲淹确定了针对西夏的全面战略，即：

定、守、局。

范仲淹认为，要和西夏打仗，就要以经济为后盾，政治上孤立，军事上改制，凭借北宋巨大的经济实力消耗西夏国力，逐步反攻。

范仲淹开启了基建狂魔模式，不断的在前线修筑城池，然后开始封堵夏宋边境，以堡寨相连，步步推进，相互联系，形成一条严密的封锁线。

（千年之后，蒋介石对红军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用的就是类似范仲淹的堡垒战术。）

范仲淹尤为可贵的是，他对边疆其他少数民族是坦诚相待，慷慨优惠，严明赏罚，成功分化了敌人，使其归顺宋朝以孤立西夏，巩固了边防。

对西夏人来说，范仲淹就像个铁头乌龟一下，无处下口，然而，范仲淹没有一直采取防守态势。

在经过精密策划后，范仲淹密令部队偷袭西夏，夺回了庆州西北的马铺寨，随后他本人也引军出发，深入西夏军防地，然后，行军终了，范仲淹突然发令就地动工筑城。

是的，建筑工具早已先备好了，10天，只花了10天，范仲淹就建了一座有堡寨呼应的新城，一个坚固的战略体系。

新城名为“大顺城”，这是历史上有名的孤城，

西夏听到基建狂魔范仲淹，仅用十天就建好一座城，而且是在他们眼皮底下建好的，西夏立即发兵攻打之。然而这座十天建成的新城却坚固异常，没被西夏攻破，西夏损失惨重，不得已率兵退回。   

此后，西夏再也不敢进犯范仲淹了，他们对基建狂魔范仲淹闻风丧胆，称他是：

“范老头胸中有数万甲兵。”

（是数万工程兵吧……）

大顺城一战后，经历大败的北宋，在西夏战线上终于站稳了脚跟。

而这座10天建成的大顺城，也树立起了它高大的历史形象。

甘肃庆阳，大顺城遗址

然而，真正让大顺城载入史册的，还是范仲淹的一首词。

西夏一战过后，范仲淹曾故地重游，去大顺城视察，当时他览物起兴，感于往事，于是，在大顺城头，范仲淹挥毫写就了这首名词：

《渔家傲》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

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

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岱岱想，经过九年义务教育的瓜友，都应该会背诵这首词的。

虽然范仲淹没有灭亡西夏，是“燕然未勒归无计”，但是，在范仲淹既定的策略下，北宋形成了对西夏的战略优势，开始了对西夏的步步蚕食。

而当时西夏由于国力损耗，最终向宋朝议和，西北迎来一段时间的安定。范仲淹以最小的代价赢得了最终的胜利，也赢得了他政治变革的机遇。

主持西夏战事，很快转危为安，范仲淹在北宋威望高涨，受到皇帝和朝臣的一致推崇，元昊请求议和，西方边事稍宁，于是，范被调回中央，并升任参知政事，在皇帝的支持下，主持了后来的庆历新政。

虽然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在反对派的重重打压下，仅仅进行了一年就宣告失败，然而他开了北宋改革风气之先，成为后世王安石变法的前奏。

而范仲淹先主持西夏战争后主持庆历新政的案例，也让我们受益匪浅。

首先，我们可以看出，就范仲淹个人而言，如果没有在西北用兵的成功表现，就算北宋后来实行改革，估计也不是范仲淹来主持了。

这也是为什么商鞅打河西之战，要亲自率军原因。

搞房地产要资金充足，搞改革要政治资本充足。

更重要的是，就北宋朝廷而言，如果西夏边境不宁，战争威胁严重，那么北宋想搞改革也是有心无力的。

这就像人先要有生存权，然后再讲发展权一样的。

就像邓小平提出的“和平与发展”理念，要先有和平，才能谈发展，先有邻居苏联的解体，才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转移。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一条结论：

实施改革，需要一定程度上的国家外部安全。

数一数，还差这几个案例

7、北宋，王安石熙宁变法与西北用兵

8、明朝，张居正改革与戚继光平倭 

9、清末，洋务运动与甲午海战

10、共和国，改革开放和中越战争

作者：吃瓜群众岱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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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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