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否认与辩解

“你理解错了！”

老周又在团体中，焦急地否认其他人对他的反馈。

老周的样子就像一位非常肥胖的人，他着急要证明自己并不如大家所想的那般不健康，于是开始摆动他的身体，企图用灵活的动作说服大家把注意力从他身上移开。但这动作本身就是吊诡的，因为当一个人越是动作，大家就越会把注意力放在他身上。

同样地，这就是“辩解”的吊诡。

一个人的辩解，在于使他人的注意力从自身转移，企图让他人把注意力挪到他处。

比如当一个人设想：“大家都在看我丑陋的鼻子！”，或是“大家看着我的眼神皆忧心忡忡，他们肯定怕我受伤！”

如果他不急于辩解，可能大家的话题很快就会转向，或是他们的注意力终究会随着其他事务转移。

但辩解的目的和行动总是形成矛盾，辩解吸引他人的注意，使他们不得不关注，有时甚至致使他们不得不回应，把辩解变成一场对话，而这场对话使双方都陷入回应中，难以从这个辩解者想赶快结束的连结中“爬出来”。

但老周说得越多，并没有使团体中的其他成员对他产生更多理解。成员们接收到的是另外一个讯息，就是“给予老周反馈是吃力不讨好的一件事，因为无论我们给他什么反馈，他都会告诉我们『你们错了！』”。

渐渐地，老周在团体中得到的反馈越来越少。

刚开始，老周感到自在。但随着话题进展到他这一方就出现停滞与转向，老周开始意识到自己一定程度被孤立了。

团体的带领者觉察到这件事，于是在某次团体进行时，带领者就这个现象，拉着全体成员一起讨论。

带领者先分享自己的观察，然后请老周分享他的感受，而老周先是自我表述，然后开始提出带领者观察中，他认为不符合自我认识的部分。

老周说得越多，越呈现出自言自语的样子。迂迂回回地，他又回到自己身上。再一次，老周和其他人断了连结，就像他极为不适应这回事。

二、虚妄的集体

我想起之前教书的时候，每个班级难免都会有几位“捣蛋鬼”，无论他们的意图为何，他们都会打扰课程进行。

有段时间，我采取的手段是将课程吵闹或被打断的时刻告知学生，然后用码表计时，等下课铃响，就让全班站着感受他们在课程中浪费的时间。比如这堂课，因为学生打扰课程进行，浪费了一分钟，大家就在下课铃响后，安静站一分钟，去感受这一分钟有多长，可以多学到多少东西。

后来，我不再采取这种方式。在我不再采取这种方式后，我还对每班同学都陈述了我的原因和目的。

我不再这么做的原因，在于这么做对学生不公平。

对于那些认真上课，该讨论时讨论，该倾听时倾听的学生，他们理当受到赞许，而不是陪着那些捣乱的同学一起受罚。

受罚也好，得到赞许也好，都该是“个别化”的，按照学生的各自表现来处理。

我跟学生解释完，课堂的秩序反倒改善了。

因为认真听课的同学，他们的权益得到保障，不被所谓“集体荣誉感”之类的道德观绑架。而不是很认真的同学，在知道他们将为他们的不认真学习、影响他人上课付出代价，但他们可以避免这件事，且再也不能将自己隐藏在团体之中，他们也变得慎重起来。

这就是集体有趣的地方，当一个集体的带领者（可能是一个班级的老师、某个心理团体的带领者，或是一个社群的管理人等），他将一个虚构的集体教条架构在成员身上，他就消弭了成员的个体性。

这使成员得以藏匿其中，他们被迫“去个性化”，但这容易使成员的表现逐渐变得平庸，因为原本表现突出的人，他们的突出被迫与那些表现一般，以及表现不佳的人趋同，这使他们失去奋进的动力。

而那些影响群体的人，他们发现他们即使影响群体，得到的代价和其他人没有区别，这也使他们发现，他们无须反思与修正他们的行为，反正最后和那些认真负责的他人之间，大家得到的都是同一个结果。

换言之，集体主义的荣誉感，往往更容易驱使一个群体逐渐走向荣誉的下限，而不是上限。因为真正的公平被虚假的公平取代了，那虚假的公平就是所谓的“集体荣誉感”，但集体荣誉感若少了“个人发自内心的荣誉感”，少了这份自我要求，集体荣誉感就成了带领者的幻想，没有根基的空中楼阁。

毕竟集体是由个体组成的，而非反过来。

三、矛盾性

人的两面性，也包括人的矛盾性，而个人的矛盾性会在团体中显现出来。

无论在我当老师，或者在心理团体中担任带领者，我都在面对每个个体时，同时面对着他们的矛盾性，面对你我皆须处理的人生课题。

有时，一个人一方面诉说自己要什么，但同时背后有着他拒斥的某个意向；有时反过来，他不断诉说他的拒绝，但拒绝背后是强烈的欲求。

西方艺术将之形象化地呈现，一个人总是能听见内心的天使之声，又同时听见恶魔之声。可是更多时候，我们可能只听见一种声音，且我们无法分辨这个声音来自天使，还是恶魔。这就是矛盾的问题所在，我们连在天使与恶魔之间做选择的机会都没有，我们处在某种不自知的朦胧状态，进退维谷。

通过团体成员以彼此为镜，互相看见、倾听、表达与交流，就有机会让每个人从不自知的朦胧状态中得到澄清，这个澄清也许在一个阶段令人难以接受，但唯有澄清之后，我们才能从进退维谷的迷雾里选择一个方向。

毕竟无论是天堂，或是地狱，如果那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我们便有机会为自己的人生负责。从存在心理治疗的意义来说，这就是自由，亦是咨询的目标。用某种白话的说法，“要死也要死得明明白白。”

结语

没有人能脱离他人生活，我们每个人虽是个体，但都是“关系中的个体”。

要解开自我的问题，不通过与他者的关系，回归连结中去自我剖析，能够获取的自我面貌永远是残缺的、不全的。

“关系”会放大我们的矛盾性，这不是坏事。

咨询的诞生，就在于通过咨询与来谈者之间的关系建立，使得一个人能将其自我的矛盾性“抛向”另一个和他一样的个体，这是共情的根，也是咨询发挥作用的方程式。

走向集体，不意味着要和集体保持一种虚假的融洽，那就陷入前面说的虚假的公平，走向平庸化的集体荣誉感。

集体是个体组成的集体，我们都有力量通过展现自我，在互动中去改变这个集体。换言之，我们都是集体的成员，同时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带领者。

刻意的格格不入，无法与他人产生连结，这经常成为一个人寻求咨询的原因。他不知道怎么在集体中生活，他不知道他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时，与集体的格格不入就成为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

其症结就是矛盾性，那需要我们认真的去倾听我们自己，并通过关系去划开一个个新的视角，然后我们才能看见、改变，并真正为自己如何而活做出决定。

当我们走到这个阶段，格格不入就不会像是一场外来的感染，而是我们自愿给自己刺上的文身。

---

作者：高浩容。哲学博士，前台湾哲学咨商学会监事。著有《小脑袋装的大哲学》、《写给孩子的哲学思维启蒙书》等著作。公众号："容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