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日本女人 杨连山

三个日本女人

2019年11月28日下午，书友王兵到南阳市十四中图书馆，两人坐在桌前，拍起来花冈暴动诉案。我说，花冈暴动诉案，经历了艰难曲折的漫长诉讼过程，到最后以和解告终。所谓和解又是一个骗局。花冈事件受难者已故爱国青年孙基武长女和继承人今年66岁的孙力孙力重申：“作为原告之一，对2000年11月29日公之于世的所谓《和解条款》全文，事前，我没有听律师介绍过，也没有看到律师提供的中文书面材料，更没有在《和解条款》上签名盖章。他们是采取移花接木的手段，把骗取原告在‘劝告书’上的签名盖章充当《和解条款》的签名盖章。我不承认这个出卖受害者根本利益的、让中国人万分屈辱的《和解条款》，并坚决反对。它是没有法律效力的。全体原告是不知真相的。”

令孙力感到费解的是，就在去年11月19日会议后仅10天，“和解协议”就增加了许多事先并没有说明的内容。由于当时介绍的是“11月17日达成和解的具体内容”，因此很难想象，这些内容是在会后10天内新增加的。孙力强调说，倘若当时把“和解协议”的内容全部告诉原告，许多农村老人虽然不大识字，也会听出其中的问题，并做出“拒绝”的判断。

早在今年2月，孙力就向社会公开了去年5月她勉强签字的“花冈损害赔偿请求上诉案和解劝告书”。她希望中日法律界、学术界人士能够向原告提供法律支援，把她的会议记录、和解劝告书和最后在日本东京高等法院“成立”的和解协议进行对比研究，帮助分析问题之所在。孙力说，她曾多次向律师等代理人明确表示，完全不能接受这个“杀人企业”得寸进尺、原告单方面大幅度妥协的“和解”。因为原告事先对最后所谓“和解协议”，既没有看到书面材料，也没有听到清楚完整的解释。遗憾的是，她的意见和要求没有得到任何答复。花冈暴动诉案最后的结局是很悲壮的，实际上是失败了。11名原告之一的耿谆、张肇国也去世了。这个事情不了了之了。原告聘请的律师新美隆在一些中国人的协助下连欺带懵，欺骗了原告。他是偏袒日本鹿岛建设公司的。

兵哥说，说穿了律师是为了拿钱的，日本是资本主义国家，他们讲究的是赤裸裸的金钱关系，是为了利益。什么公道正义，道义良心，在他们眼里统统都可以不顾。说不定是律师鼓动着让告状的，他们可以从中谋利呀。这里面都是别后交易，暗箱操作。那些大公司愿意给律师前，你辩护吧，法庭判一个人没有最，多少万，按人头使钱呢。

我说，人的生命力是顽强的，二战劳工刘连仁逃到深山，住在洞穴里十三年，过的是非人的生活，竟然顽强地活过来了。回到中国后，刘少奇亲自接见，还有人写出了书，翻译到日本出版。一个日本女诗人还写了五百行的长篇叙事诗。近几年中国又有人写了书，他的儿子刘唤新在刘连仁的故居旁建了刘连仁纪念馆。

兵哥说，日本在1945年战败后，它作为一个战败国是抬不起头的。二战后期，日本广岛长崎原子弹炸了，包括东京等大城市遭盟军空袭后成了一批废墟，战后的日本经济萧条，生活困难。战争的后果受害者是老百姓，当时实行配给制，老百姓在黑市上买高价粮食度日。特别是日本的女性，是没有地位的。她们要上班，有工资可以糊口。没有工作的女性好多都饿死，有的绝望了自杀了，你说的日本张老师她是追求爱情幸福的，嫁了一个漂亮英俊的美男子，至少她得到了一头。

我说，纺织厂有一个日本女人后来嫁给在社旗县纺织厂的一个人了，后来又离婚了，到日本去了。

兵哥说，我小姨就在社旗县纺织厂上班，我说，你闲了给你小姨打电话问问情况。

兵哥掏出手机边拨号边说，我现在就打。于是给他老表打电话，接通后，手机递给我，我说，你好，我说南阳十四中教师杨连山，也是咱社旗人，在三初中教了七年学。我想问问，纺织厂有一个日本女人的情况。

兵哥老表说，纺织厂有三个日本女人，一个姓赵，她的母亲一直在日本。

我说，这不是我问的情况。

兵哥老表说，纺织厂还有一个日本女人，叫前田智慧，已经去世了，她一直在纺织厂上班，爱人姓张，是国民党部队士兵，日本战败后，落中国了，娶了，后来在纺织厂上班。儿子叫张平国。

我听了感叹道，落在这儿的日本人很多，这类事很普遍。就像我寻找的烈士一样，每个村子都不是三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