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Yiyun Li的《To Speak is To Blunde

Yiyun Li的文章没有中文译作。

这是她的选择，我亦深知她的文章不为汉语主流所容。她没有做小将的兴趣，索性一别两宽，弃绝母语。

《To Speak is To Blunder》是她对这个选择的一个解释。或许她根本无谓解释，只是被问得多了，又恰好有表达的欲望，遂成此文。

我同样没有做小将或者老将的欲望，只好奇思想与表达，将此文解构一番，自学而已。

起文是她的童年以梦境的方式出现。白描的笔法渲染出镜头感，诱人深入。

第二段扔出悬念，旧人闲话使用的竟然不是母语。

回归现实，丈夫恐怕是第一个提问人：作者是否明白选择用英语写作的后果。

已故俄国和美国作家Nabokov面对过类似的处境。他的回答是：摈弃母语是个体的悲剧，与他人无关。Yiyun认为，悲痛是个人的。当个体的伤痛被群体感知，成为悲剧时，就已经属于集体了。这个观点的碰撞令人眼前一亮。

每个人的思想与母语之间，都是爱恨交加的亲密关系。Yiyun说，在她从母语跨越到第二语的过程中，没有形成记忆。证据是她无法描绘对Iowa City的第一印象，这个城市是她来美后的第一个居住地。

Yiyun把自己放弃母语的行为类比于自杀。事实是，她有过两次尝试自杀的经历。她深刻地明白，这样一个极度私人的决定，对自己无需解释，在进入公域后，却难免成为一个符号。

我与Yiyun是同代人，在从中国到美国的这段经历中，有非常相似的体验。母语者认为我们的英语不地道。从她的字里行间，我理解我们都已经对这样的批评嗤笑而过。

生活从来不在我们希望开始的地方开始，也不在我们希望结束的时候结束。写作大概是对此无解的救赎，作家笔下的故事永远在自己想要的地方开始，然后结束。

母语对思想的桎梏，极难摆脱，其根源在思想形成的初期，所有的规则在不辨是非的时候已经被内化。例如我使用汉语表达的时候，极难克服羞耻感，自始自终有一丝“装”的味道。在尚未被凝视的时候，已经按照被凝视的规则，主动完成了自我凝视。

Yiyun对这种桎梏的反抗，采取了一种惨烈的方式。她试图抹去记忆，抹去在这段记忆里的自己，和存在过的其他人，甚至将这种抹杀外化为与母语的割裂。

无法正视自我，是文学的天敌。在漫长的表达里，如果永远挣脱不开克己正人的企图心，思想便是死的，至多不过工具而已，打不上人的烙印。

幸运的是，我们有机会习得第二语，同时隔绝了以这种语言为基石的文化规训。在第二语里，可以任凭心意构建思想，仿佛是用乐高搭出一个从未被世人命名的空间。

这是一篇充满思想的文章。我无意评判一段思想的对错。

思想，是一个人努力活着的痕迹。我尊重人为活着付出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