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了《传习录》，就读懂了王阳明

读懂了《传习录》，就读懂了王阳明

《传习录》是王守仁的弟子们记录老师的学术讲话及论学书信的集子。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平？传不习乎？”所谓“传”，是从老师传授下来的。“习”是把承受的“传”来熟习。《传习录》题名的取义，就是从这上头来的。

最先做这工作的是徐爱，他是守仁最得意的弟子，可惜早死。薛侃得他的遗稿，在虔刊行，是正德十三年（1518年）事，守仁四十七岁。后南大吉续刻于越，增入他自己及同门收集的守仁的论学书信，时在嘉靖三年（1524年），守仁五十三岁。今本《传习录》共分三卷：上卷是徐爱、陆澄、薛侃所记；中卷是论学书信；下卷是好几个门人所记，钱德洪所编定。据钱德洪跋文，末书嘉靖丙辰年（1556年），其时距守仁的死已二十多年了。中卷也经德洪增损，又改为问答体，看他的题记可以知道。

王守仁

王守仁，字伯安，余姚人。生于明宪宗成化八年（1472年）。父名华，字德辉，成化辛丑进士，仕至南京吏部尚书。守仁幼年读书，问塾师说：“何为第一等事？”塾师说：“惟读书登第耳。”守仁觉得疑惑，说：“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他的父亲听见了，笑说：“汝欲做圣贤耶？”年十五岁，游览居庸三关。边塞的风物，防御的设备，给予他深深的印象，因而引起经略四方的志愿。十八岁，谒娄谅于广信。娄谅是一位笃实的儒者，给他讲宋儒“格物之学”，以为圣人可学而至。于是开始做格物的功夫，遍求朱熹的遗书来读。一天，忽然想起儒者所说众物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便对着庭中竹子去“格”，要沉思出它的理。结果是一点儿理也没有悟得，反而患了病。便相信圣贤自有定分，不是任何人都能做到的，因此改做辞章之学。二十六岁，再到京师。其时边报很急，他受着影响，博览兵家的书籍，但是不多时就烦闷起来，以为辞章艺能都不足以通至道；要想访求有益的师友，又很少碰到。心头郁悒不得开展，旧病重又发作。偶然从道士谈及养生，便想遗世入山。二十八岁举进士，赐观政工部。其时边患很厉害，他上边务八事，说得非常剀切。授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奉命录囚江北，多所平反。事罢复命，见京中一班旧友专治诗古文辞，互矜才名，因叹说：“吾焉能以有限精神为无用之虚文也！”就告病归越，筑室于阳明洞中，行导引术。不多时悔悟说：“此簸弄精神，非道也。”重又屏去。可是学道的念头并没有抛却，总想脱离世俗，飘然远去，只因舍不得祖母同父亲，因循不决。好久，忽又觉悟，以为“此念生于孩提，此念可去，是断灭种性矣”。于是渐悟仙、释二氏之非，回过来又想入世。青年期的王守仁，到这里差不多成一段落。在这个段落里，他努力地追求，总想得到个安身立命的所在，把全生命沉浸在里头。这样厌倦了换那样，那样不满足又另换一样，任侠、骑射、辞章、神仙、佛氏，他样样都来。但是没有一样足以使他安身立命的，都只报答他一个烦闷。

三十三岁，主考山东乡试，试录都出他的手笔。从此，世人方才知道他的经世之学。明年到京，对于时下沉溺于辞章记诵的一般人竭力提撕，教他们做修养身心的功夫，立下必为圣人的志向。这是他一生中聚徒讲学的开场。但是与习俗不相合，便得了“立异好名”的讥谤。明年，宦官刘瑾专政，南京科道戴铣、薄彦徽等进谏，即被矫旨逮捕下狱。守仁上疏援救，也就得罪下狱，廷杖四十，既绝复苏，末了迁谪为贵州龙场驿驿丞。行至钱塘，觉察有刘瑾的人跟随在后，意欲谋害，便假作投江自尽，乘着船想就此远遁。后恐怕累及父亲，仍旧登程，到了龙场。龙场在万山之中，毒虫瘴气，到处都是，几非生人所堪。其地又没有居室。与土人相见，言语不通，可以共语的，只有些中原亡命之徒。像这等遭遇，戟刺是受足了，痛苦是尝够了，如是平常的人，免不了就此颓丧下去，自认命中注定是恶魔的俘虏，但在非常的人却不然，甚深的戟刺和痛苦往往就是新生活开始的序幕。他自然不是平常的人，处这境界，先自超脱一切得失荣辱的念虑，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静一。后来觉得胸中洒然，连先前不能摆脱的生死一念也不复相牵累。因此觉悟所谓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从前求理于事物之间是不对的：这就立定了他对于“格物致知”的见解。又默记五经里头的话来印证，觉得都相吻合，乃作《五经臆说》。三十八岁，始论“知行合一”。明年，刘瑾伏诛，升任庐陵县知县。从此门人渐多，时时有所讲习，也时时有所阐发。从前的烦闷再不来扰他的心曲，多年的追求已经得到了归宿，他归宿于儒家，归宿于唯心的理想主义。此后的生命就准对着这方向走去，不复徘徊。

到四十五岁，他的官阶已历吏部主事员外郎郎中，升南京太仆寺少卿鸿胪寺卿，其时闽境巨寇为患，兵部尚书王琼特举他为左佥都御史，巡抚南赣兵事是他从前留心过的，到此着手实做，便平定漳南、横水、桶冈、大帽、浰头许多地方的盗寇。他给这些地方的人举行乡约，勉励大家要敦习礼让。又兴办社学，让他们的子弟受教育。四十八岁，因福建军人谋叛，奉命往勘。行到中途，听得宸濠谋反，便回船到吉安，起兵声讨。宸濠是武宗的叔叔，他这一宗世世要想起来争夺“皇帝”这件宝物，到他手里才算做了出来，在南昌起兵。守仁接战，终于把宸濠擒住。宸濠笑说：“此我家事，何劳费心如此！”但在当时，这自然是一件大功，守仁就被封为新建伯，升南京兵部尚书。他在兵中，总理一切军务，案牍纷繁，终不废讲学。因为经历许多患难，对于平日的见解，更觉体认得真切。五十岁的那一年，开始揭出“致良知”之教，以为这是儒家的真法门，简易明白，只是沉埋了好久，现在却重又发现了。他说：“近来信得‘致良知’三字真圣门正法眼藏。往年尚疑未尽，今自多事以来，只此良知无不具足。”他又说：“我此‘良知’二字，实千古圣圣相传一点滴骨血也。”他又说：“某于此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从这些话，就可以想见他水到渠成，心地充实，一种怡悦的光景了。五十六岁，奉命往征思田。思田远在西南边隅，其地土官仇杀为乱。明年就平定了，用的是安抚的方法。归途病作，在南安停下。门人周积奉侍在旁，问可有什么遗言。守仁微笑地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就死了。这可见他的造诣是终身受用着的，临死还表现出他有非常的修养。这一年是明世宗嘉靖七年（1528年）。

他的门人非常之多。当集会讲论的时候，歌声相和，互为问答。像这样真情流露的环境，给予同人以无量的人格的感化。及他死后，门人还是集会讲习，阐明他的遗教；又往往在他所经历的地方建立祠堂，岁时奉祀。他虽然不是宗教家，却有教主那样感动人们的力量，他的学说也差不多被看作一种教义：受人崇奉，也受人排击。在门弟子及后来治王学的人中间，确然有许多践履笃实，学问可观的人；但也有专事谈论心法，只顾调息默坐，嘴里嚷着圣贤，操行却并不讲究的，这是所谓“王学末流”了。

王学

王学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我们这样回答：王学是人生哲学，是唯心的理想主义的人生哲学。

本来儒家的学说，自从孔子起，就有偏于人生哲学的倾向。言人生哲学不能不论修养，言修养自然要探讨到心性。孟子、荀子所以都有关于心性的意见。自从东汉时佛教传入，经六朝到唐，流布极盛。其中禅宗一派，不立言诠，不重仪式，专以明心见性为教义。别一方面，道家研究老庄周易，参详太极图，则侧重于宇宙观的探讨。宋儒受着这些影响，便产生出儒、禅、道混合的理学。到朱熹、陆九渊，理学分为显然的两派。朱熹主张“道问学”，须就天下之事物，一一穷极其理。陆九渊主张“尊德性”，只要修养得这个心正了，就什么都完成了。朱熹自然也不废向内的功夫，可是他一生勤恳地注释古书，研究学问，很显明是偏重于“道问学”向外的一边。陆九渊却完全向内，以为心即是理，理即是心，更不用向外面事物上去求什么理。后来因为朱熹的著作极多，他所注解的书风行天下，他的教义差不多就成为国教，读书人研究和信奉，若非他的教义几乎就是异端。到了明朝，又因同姓的关系，尤其推崇朱熹。照朱熹这样做学问，假若是没有统摄力的人，这方面也要去钻研，那方面也要去考求，结果极容易流入支离破碎的弊病，同时把为学同修养拆开了。又，政治势力作一派学说的护法，就使一般的人奉命惟谨，再不想挺直身子自己去辟道路。所以崇朱的归结，是养成些恭顺附和的人，思想界现出萎靡的气象。但是，这等情形，在生命力极丰富，努力要追求充实生活的人是非常不满的。王守仁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在从事追求，未得归宿的当儿，当然要入了朱熹的藩篱而不能安居；在自求有得，立定脚跟的当儿，当然要归入陆九渊的一边。他是竭力提倡陆学的，以为惟陆学直接孟子之学。又曾力辨陆学与禅学不同。陆学的少有人称道，他非常感慨的。到这里，我们可以结束说，守仁的学说是对于当时思想界的反抗；它的源流是陆学，所以后来就并称“陆王”；它所受到影响的是禅与道，虽然他早年曾好仙佛而后来舍弃了，但实在宋以来的儒家，因为时代的关系，没有不受禅与道的影响的。

守仁的学说有他的最先的大前提，此外诸说，都从这大前提演绎出来：这就是“心即理”的观念。这观念陆九渊阐发得极详尽，守仁即直承他的系统。所谓“理”是什么呢？就是原则，规律，也就是至善。他们承认宇宙所以存在，所以维系，全由于有这个“理”。天地万物本为一体，所以人心所具的也就是这个“理”。理是整个的，不可分析的，人心既具理，自然具有它的整个，不是一枝一节，所以完全肯定地说“心即理”。

伦理上的最高究竟不是求达所谓“至善”吗？而至善就是理，理又为人心所固具，那不是绝无问题，人人都是绝对的善人了吗？将怎样去解说世间那些有形迹可见以及无形迹可见的恶人？于是他们更承认有所谓“私欲”，这是遮蔽“天理”的（加个天字更显明人与天地万物一体）。恶人的恶，以及平常人的不能达至善，都是这“私欲”在那里作祟。这就来了做功夫的法门，守仁说：“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他屡次把明镜来比喻此心具足天理，把染在明镜上的灰尘来比喻私欲。可见所谓“去人欲”，犹如拭去灰尘；拭到净尽，镜子完全明澈，还它本来面目，犹如人欲去尽，此心还复到“心即理”的本来面目。他主张至善只求诸心，是这样的意思。

他说“知行合一”，也是根据“心即理”的观念。惟其心即理，故凡有所应接，同时发生一种迎拒的力量，或迎或拒，都任自然，而绝没有不得当的。他说：“《大学》指个真知行与人看，说‘如好好色，如恶恶臭’。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只见那好色时，已自好了，不是见了后又立个心去好。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只闻那恶臭时已自恶了，不是闻了后别立个心去恶。”这里有可以注意的：这所谓“知”，与知识、知解等不同，它是无待修习的；它具有热而动的情意，所以知了便好，知了便恶——同时就是“行”；这“知”与“行”又一定是当的，因为都源于心，而心就是“理”。倘若有人以为守仁所谓“知”就是通常的“了解”，“行”就是通常的“履蹈”，那是完全不对的。照他的意思，知行简直是一件事，说知又说行，不过从一般人说罢了。他说：“知之真切笃行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又说：“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都是说明知行本来合一，无可分割的。

知行合一的境界当然是最好的，如何能达到它呢？守仁的意思以为论理是人人本能够达到的。因为人人有个心，“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而知即是行。“然在常人不能无私意障碍，所以须用致知格物之功胜私复理。”私心的本体，回复个明澈的“知”。“知”一回复，笃实的行是不用说的，当然一存而并存。他说：“即心之良知更无障碍，得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知致则意诚。”这个“意诚”，正就是他所称“行”字的解释。这话不是明明表示一存并存的意思吗？

到这里，自然见得人生修养只有一条路，便是“致知”；换一句说，便是“胜私复理”。所以他在五十岁的一年，把许多含义相近似的术语都不用了，把这样或那样的说法给凝练了，归结到极简约、极扼要，揭出“致良知”之教。其实他先前已经感觉到这层，劳唇费墨，也无非是这个意思；不过还不相信这么一点点就算了。直到这时，才信这个以外再没有别的。所以说：“往年尚疑未尽，今自多事以来，只此良知无不具足。”

我们如要把守仁学说的大要简单地述说，就是这样：他相信心的本体是纯乎天理的，良知充塞流行的；有感斯应，无物不照，故又是知行合一的。障碍本体的东西是私欲。因有私欲，所以天理昧了，良知昏了；感不真，应不切，甚至没有知行可言了。如何可以去私欲呢？只有致良知。致得良知，就是复归本体，而本体原是没有私欲的。

王学在我国思想史上是一大支，在人心上发生过极大的影响，我们当然要知道它。这部《传习录》，是守仁学术讲话及论学书信的集子，无疑地，是了解王学最切要的材料。在守仁的全部著作里，《传习录》只占六分之一，其外他的诗文案牍，也灌注着他的学说的精神，而且更寄托着他处事立功的实绩。然而《传习录》却完全是哲学的、思想的，所以说它最切要。当阅览的时候，如其先自立下一个条目，把各则分隶各目，比观通览，必能认识得真切且详尽——研究关于思想学术的书籍，这是不祧的一法。

王学当然极能影响到我们的修养。如人与万物为一体的观念，止至善的观念，都把个人看得极崇高，教人去追求精神生活。伟大的人格，成就大事业、大学问的，这种的培养是很重要的。又，知行必须合一，“知而不行，只是未知”，这“知”又不是“了解”，这“行”又不是“履蹈”：这是教人勿下转念，勿为这般或那般的顾虑，而且要始终持之以诚。伦理的见解会因时代而有转变，有些德目会从黄金化为泥土，但是像守仁所想象的这个“诚”，内与外一致，动机与效果一致，却永久是有价值可宝贵的。我们能“诚”吗？正不妨自为省问，更自为奋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