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学习第38天《乘马第五》篇第5段

2023-11-01  本文已影响0人  流水王丽霞

《管子》学习第38天《乘马第五》篇第5段

原文阅读

        市者,货之准也。是故百货贱,则百利不得。百利不得,则百事治。百事治,则百用节矣。是故事者生于虑,成于务,失于傲。不虑则不生,不务则不成,不傲则不失。故曰,市者可以知治乱,可以知多寡,而不能为多寡。为之有道。

      右“务市事”。

字词注释

[1]准:古代商品交换的固定用语,给货物定价,叫作准。一个地方的货物流通到另一地方,从而互通有无,填补物产的地域性差别,也叫准,因此准就是商品在流通、交换中确定其价格的意思。

[2]“是故百货贱”四句:意谓:货物贱则利润少,不能作超额剥削;剥削少则市场稳定,百姓安居乐业。百货,各种商品。百利不得,指得不到各种超额利润。即经商者得不到利益。百利,指商人获得的暴利。百事,各种生产活动。

[3]百用:各种用度、费用。节:调节平衡,使之适度。即恰到好处。指适度消费的意思。是《乘马》的重要概念。

[4]虑:考虑,谋划。

[5]务:努力,尽力。又作从事解。

[6]傲:轻慢,懈怠。

[7]为:变为,成为。一作生产。

[8]务市事:本节阐述“市者,货之准”,当以此为题。

【译文】

          市场是货物价值得到体现的地方。所以,各种货品物资价格低廉,各种商业就不能获得超常的高利;各种商业无法从中牟取高利,各项生产事业就都能够得到发展;各项生产事业得到平稳发展,各项物资需求就都能得到适度的满足,百业并兴,各种社会需求也就可以调节了。这就是说,任何事业总是产生于谋划和周密考虑,成功于尽心竭力的努力,失败于轻忽怠慢和骄傲。不谋虑则不能产生,不努力则不能成功,不骄傲轻慢则不致失败。所以说,通过市场,可以了解社会的治乱兴亡,可以通晓社会物资和财富的多寡,只是不能通过它创造或改变物资和财富的多寡而已,这些事掌握和办理起来也是有规律可循的。

        以上是“务市事”。

核心内容解读

      《管子》一书对市场作用的重视,在中国古代经典著作中是罕见的。它认为货物价格应由市场自由买卖决定。“市者,货之准也。”准,即准绳。货之准,即货物的交易价格。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市场是给货物定价的,物价由市场决定。

      而且,“市者,可以知治乱,可以知多寡,而不能为多寡。为之有道”。国家可以从市场获取国家治乱的信息。统治者可以用商贸为手段来治理国家、调控经济与社会。

        我们知道,在历史实践中,管仲自己用商贸手段让齐国中兴,而不是用武力就使齐国称霸于诸侯。当然,管子一派能够有以商贸建立统一国家的设想,有齐国自然地理环境的原因。如《史记·货殖列传》所说的“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百姓多文采、布帛、鱼盐”,也有齐国自身的经验,即开国君主姜太公善用鱼盐等天然资源追求富强,并进而在与东夷人的战争中不断扩大国土。

        《管子》以商贸建构帝国的设想,与以商鞅为代表的学者用农战来构建帝国的设想相当不同。由于在真实的帝国史上,秦统一了天下,占据统治地位的一直是商鞅主张的重农抑商政策。但是,《管子》一书对财富的追求与对商贸手段的推崇,常让后世学者感到惊异,甚至有人称之为奇迹:“二千多年前的中国,居然就有论述市场功能、货币供应、价格机制这些现代市场经济问题的著作,确实是个奇迹”。

《管子》学习的背景知识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与中国的关联

        市场经济的原则,就是用市场“无形的手”来配置调节社会资源。“无形的手”是亚当·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里提到的,亚当·斯密也因此被誉为“现代经济学之父”。当我们打开《国富论》时,会发现其中有30多处提到了中国。亚当·斯密与他的《国富论》,和中国有着怎样的关联呢?

          亚当·斯密是英国人,1723年生于苏格兰,毕业于牛津大学,在格拉斯哥大学担任道德哲学教授。1764年,他受聘成为青年公爵巴克勒游历欧洲(主要是法国)的私人教师,为此辞去了大学教授职务。在法国,亚当·斯密交往最密切、受到思想影响最大的,是时任法国财政大臣、重农主义学派的重要人物杜尔哥。

        在亚当·斯密到欧洲的前一年,杜尔哥向法国政府申请了经费,挽留两位在法国学习期满即将回国的中国留学生——高类思、杨德望,因为杜尔哥和许多法国学者有很多问题,希望通过中国留学生在中国的古圣先贤那里寻找答案。杜尔哥为此写了52个经济问题,这就是著名的《中国问题集》。他还给每个问题写了详细说明,帮助两位中国留学生理解,也即后来的《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一书。

        两位中国留学生留在杜尔哥身边的时间,与亚当·斯密在法国与杜尔哥交往的时间基本上是一致的,正是在这一时期,亚当·斯密开始动笔写《国富论》。当《国富论》出版时,法国重农主义学派一些学者认为亚当·斯密的思想很明显受到了杜尔哥的影响,杜邦·德·内穆尔甚至宣称:“《国富论》中正确的内容是从杜尔哥的《中国问题集》那里‘剽窃’的。”

          两位中国留学生向杜尔哥、亚当·斯密等欧洲学者介绍中国圣贤的经济学说,离不开像《老子》、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和《管子》这些与经济有关的典籍。司马迁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为商业文明立传的人,“货殖”即“滋生资货财利”,意思是利用货物的生产与交换,从事商业活动,从中获利生财。

      《货殖列传》中说:“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这段话的意思是,不需要政府发号施令,人民自然就会去经营,把货物从价格便宜的地方卖到贵的地方去。这不是很符合道法自然的事情吗?

      《管子》里讲:“物多则贱,寡则贵;散则轻,聚则重。”就是今天的供求关系理论,东西多了价格就贱,少了就贵;物价高了,增加供给价格就会降下来;物价低了,回笼流通量,价格就升上去。为何要如此?物价太高伤害消费者利益,物价太低则伤害生产者利益,因此管仲要用市场手段平抑物价。

        古代中国是典型的农业文明,但发展到先秦阶段,已经对经济规律和市场的作用有了比较清晰系统的认知和运用。进入工业社会乃至于发展到后工业社会,国家组织形势、社会财富创造形式等发生重大变化,市场经济的理论也不断在发展,《管子》中提出的这些规律依然有其可贵的价值。

参考资料

《市场之“道”》,苑天舒,《环球人物(2022年第10期)》,环球人物杂志社,2022年5月

《中国古代治国理财经典阐释》,刘守刚 编著;林矗 编著;宋浩天 编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11月

《管子(全二册)——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李山 轩新丽 译注,中华书局,2019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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