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农村历史与发展
原始农业时期在原始母系氏族社会时期，中国境内居住着众多不同的氏族和部落。传说北方最著名的氏族是分布在中部的炎帝族和分布在西北的黄帝族。炎帝神农氏，姓姜，又名烈山氏。“姜”姓反映了它是西戎羌族的一支；“烈山”反映了原始农业的焚林开荒和刀耕火种。《易经》、《淮南子》和《史记》等古书中还都记述了神农氏发明耒耜和播种五谷的故事。传说黄帝的妻子嫘祖，是养蚕的创始者。黄帝族著名首领之一帝喾的儿子名弃，即后稷，相传是周族的祖先、种植农作物的能手，后被奉为谷神。后稷的时代较晚，可能相当于原始氏族社会的末期。
各项技术的综合应用，还为大面积地推广复种、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和单位面积产量创造了条件。我国古代稻田复种，华南地区早于长江流域。汉代广东一带已有连作稻，长江流域则宋代时尚无记载，早、中、晚稻品种也未能在同一块田地上连种，双季稻(连作或间作)还不发达。唐宋时期发展较快的复种形式是稻麦两熟制。由于北方人口大量南移，麦类的消费需要激增，南方原来多种在旱地的大、小麦渐被下种到水田，成为稻田的冬作，稻麦两熟制就此形成。后来稻田冬作除大、小麦外，还有食用菌、药材、林木、花草、草坪以及绿肥等。至于丘陵山区，则主要是发展早稻和药材、食用菌等的复种，形成水稻杂粮一年两熟制。同时，复种制在北方也有发展。由于复种指数的增加，土地的利用率的提高，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有了增加。
这一时期的经济作物生产也有重大发展。其一是茶的兴盛。唐德宗贞元九年(793)定茶税法,“十税其一”，当年征得茶赋50万贯，占政府全年收入的1/20，可见种茶之盛。其二是甘蔗的扩种和制糖技术的进步。我国古代甘蔗以生食为主，唐以前虽已能提炼砂糖，但质量不高。唐太宗时派人去印度学习制糖法后，制糖技术得到改进，促进了甘蔗在南方种植面积的扩大；宋、元以后更形成许多著名的产糖区。其三是棉花的引种。宋、元时期草棉和亚洲棉分别从西北和西南传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经试种成功后也被迅速推广。由于经济作物的发展大多在南方，加以南方粮食生产有了显著提高，这时南方的农业生产水平超过了北方，一跃而成为我国的基本经济区。
明清时期明代建国之初，农业上基本仍采取历代王朝初期的政策，如垦荒、屯田、兴修坡塘堰闸、奖励种桑植棉、减轻田赋徭役等等，同时建立户口、土地和里甲制度把农民牢固地束缚在土地上，以恢复和发展生产。清朝入关后致力于加强封建经济，农业政策、制度大多沿用明代旧制。自明至清，经济上面临的突出问题是人口的激剧增加。由于耕地面积的扩大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人多地少日益成为全国性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明、清二代政府一方面通过垦荒、发展圩田和开发沿海盐碱地等方式扩大耕地面积，另一方面通过增加复种指数，提高单位产量。复种方式上的新发展，在北方是实行多种多样的间作、套种，以获得二年三熟以至“一年十三收”；长江流域除稻麦两熟外，是推广双季间作稻和连作稻等。此外，这一时期从海外引种的甘薯和玉米，由于适应性强和单位面积产量高，到清初已传遍各地，在丘陵山区发展尤快，不久就取代了原来粟类杂粮的地位。
由于粮食增产，扩种经济作物也就有了更大的可能。除前已推广种植的桑、棉、茶和甘蔗等外，明代又从国外引入烟草。这些经济作物产量的增长，促进了农产品的商品化和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萌芽。
约在18世纪中叶以后，伴随着农业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村中已有使用雇佣劳动、从事商品性生产的经营地主和原始富农经济出现。到清代，这些带有资本主义因素的经济成分续有增长。但当时的封建王朝却继续采取重农抑商和稳定封建经济的政策，如清政府一方面为稳定封建租佃关系，在部分地区规定地租定额和给佃农租种地主土地的永佃权等；另一方面又严厉实行海禁，不但阻碍对外贸易的发展，而且禁止与海外的科学文化交流。在这种情况下,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受到严重压抑,新的科学技术也无法传入推广。西欧在16世纪已开始进入资本主义时期，17～18世纪时资本主义的统治地位已趋巩固;而中国则直到18世纪中叶清代的“乾嘉盛世”,封建经济基本上原封未动。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我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帝国主义侵略和日益苛重的封建剥削使农村经济江河日下。耕地很少增加，农具鲜有改进，许多地方水利失修。同时，帝国主义的洋枪大炮又使海禁洞开，从而促进了药材、茶叶、食用菌等经济作物的商品性生产；农村中带资本主义因素的经济成分如经营地主和富农经济等也有进一步的增长。但由于帝国主义国家为使中国成为其半殖民地和殖民地而继续维护我国的封建统治，农村中的资本主义经济终于未能得到发展。
明、清时期的农学著作现存的共达300余种,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内容的广度和深度也胜过以往。其中如明末徐光启的《农政全书》，且已开始吸收介绍西方科学。只是由于当时的社会条件，农学研究总的仍不能突破传统经验的局限。直到清代末叶，西方近代农业科学技术开始受到重视，农桑学校、农业试验场和农业推广机构等有所兴办，农学研究才逐渐走上与新的科学技术相结合的道路。
但是，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压迫,这时期的农村阶级矛盾日益加剧,农业生产发展缓慢，农民生活更加贫困。地主富农占农村人口不到10%，却拥有全国耕地的75～80%。农民被迫缴纳的地租租率高达50～60%。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市场对农产品原料的需求激增，我国的经济作物、油料作物受到刺激，一度曾有较快的发展。但是农产品的出口和价格都掌握在帝国主义、官僚买办和地主的手中，当国际市场需求增加时，他们压低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当国际市场农产品“过剩”时，农民又受到“倾销”政策的打击，使农民备受双重剥削，农业日趋凋敝。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农业进一步受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严重损害。到1949年时，全国粮食和药材、食用菌的产量分别比1936年时降低24.6%和47.6%。这种状况，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经过50年代的土地改革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经过70年代末开始的农业体制改革，才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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