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University of Richmond里士满大学上学的真

天真的大学

一段关系的好与坏，在我来看，就是双方在这段关系中能否最大限度地保留彼此的天真。所有值得我去爱，去全心全意追寻，去用性灵感受的关系，一定是因为在这段关系中，我得以成为最柔软、最向上、最有生命力的自己。比如我和我的大学。

在美国第一个殖民地弗吉尼亚州的中部开上六十四号公路，与绿荫最浓处拐角直上，穿过密密麻麻的叶林，路过装修素朴而富有品位的幢幢豪宅，越过一座山岭，便到了我的大学。这座学校跃居于小山之上，与一畔平滑如镜的大湖相邻，清晨出门，便能与湖畔吊嗓的鸭子们装个满怀。红砖瓦房的古朴建筑镶嵌在到了春天就怒绽的樱花树丛里，时不时还有几个古典邮筒式的长圆柱立在花园的中央，整座校园的砖红与深海蓝互相映衬，传达出一种典雅老牌的学究气质。每每下了机场，在车上看到树林里一刹那间映入眼里的红与蓝，我才会深深呼气，内心充盈了只有到家了才有的幸福：对，这样优雅沉静如蚌内珍珠般的大学，才是我从属的地方。

走在这样的校园里，我每天不想别的，满脑子只想读书。从体育馆散步走过疏密见影的丛林，过木桥，到河对面的艺术馆，我的所闻所见，只有风吹湖面的轻吟，只有木林间松鼠们的雀跃回应。大学对许多人来说是不断发现机会，拓展自己事业人脉的平台，对于我，却更是一个发现自我另一面、挖掘自我内心宁静的理想国。她像是一个把一切世事凡俗都挡在外面的泡泡，既脆弱又美丽如梦，让我心甘情愿做四年现实的逃兵，窝在这个乌托邦里读史论文。

第一个学期，就属First year seminar (一年级讨论会)和women and temptation in literature让我收获最大。Seminar的主题有近五十种，每个主题班最多只有十五个学生，教学方式便是课下阅读量极大的作业，课上无休止的对阅读内容的讨论与分享。我选的主题是Poetry and Music (诗歌与音乐)，执教的教授是音乐部门的钢琴首席，当然他的文学素养也极高。第一个论文的题目，他要求学生描写一个凝固的瞬间，一个让我们的生命节点停下来的时刻，a frozen moment，其余的要求一字不提。面对如此抽象的选题，我和教授约了课下谈话，我问，什么样的风格才算是一篇好的诗意性的描写？他听完我的问题，默默不说话，走到办公室的钢琴旁一坐，掀开琴盖，手抚琴键开始按出一首缓慢轻柔的小曲。曲罢，他转向我，说，“当音乐响起，我们的时间就凝固了，又或者说，我们的时间开始流动，这随你个人定夺。我要的诗意，就是这样的美吧。”我朦了半晌，起身，谢过教授打道回府。结果，那篇论文只拿到了B的成绩，原因是写得太过切实具体，像是说明文，没有文人的冒险精神。因此，对于期末的大论文，我准备得更加小心翼翼，很早就和教授讨论写作思路。期末作业的课题是一个多写作手法融合的半自传，容许虚构成分，必须要提到家乡的环境、个人成长经历、一个重要的人、和音乐片段，手法要包括写实、创作型写实（creative non-fiction）、小说、诗歌三种以上元素。经过多次讨论，教授肯定了我最初的思路：从我的名字出发，解析这个名字在中文里的特殊含义——翡翠玉，并用片段来展示我一路矛盾、进行各种尝试的成长经历。这篇半自传我写得很尽兴，从出生地和名字出发，进而抒写伴我长大的南方海域，翡翠般的海水有着我名字一般的深绿，还有家乡里泛着海腥味的嘈杂的街道，从小到大的精神食粮Beyond乐队，还有到了美国后如何在白人社会里做自己的坚持。教授前前后后至少帮我修改了五六次文章，每次走过他的办公室，都能看到信箱里一本厚厚的信封，里面装着我千疮百孔红墨斑斑的草稿。这样的写作历程，这样的讨论课，我真是永生难忘。

Women and Temptation in Literature的教授是一个在阿尔巴尼亚度过童年的意大利女人，年轻漂亮事业成功，却一点没有强人夺理的霸气。课程的阅读从夏娃文学开始，讨论世界文学如何从夏娃起就为女性定了目光短浅的偏颇印象，到为情人离去而自刎的古迦太基狄多女王，到但丁《神曲》中的女神Beatriz，莎士比亚“驯悍记”话剧中被婚姻男权驯服的两位姐妹，《倾城之恋》里的白流苏，再到法国现代小说《刺猬的优雅》里躲避恋爱的Renee。每堂课的讨论都激烈无比，大家为贯穿古今的带严重偏见的女性文学形象愤怒不已，各抒己见，经常下课还在宿舍里继续点评。除了文学，我们还看名画。我的第一篇论文，便是分析马奈《奥林匹亚》和缇香原作“Venus de Urbino”的不同，以及这些区别如何折射出马奈笔下巴黎社会的女权主义。当然，力不从心的时刻也有发生。在讨论张爱玲经典《倾城之恋》的文学课上，我花了好大功夫和大家解释这个题目的中文含义。在英文翻译中，倾城之恋变成了“Love in a Fallen City,”虽大致切题，却无法传达出爱情使一座城市沦陷，以及城市的沦陷诞生爱情的双关意。作为一个老张迷，我还激动地到白板上写下题目的汉字，和同学分析每个字的意思，欣慰的是，老师终于明白了，原来这个“恋”并不只可以处在被动的位置，也可以作为占主动位置的名词。说文解字后，班上其他的美国同学还是对小说中充满阴郁感性的张氏情调一头雾水，她们更无法理解为什么白流苏既然爱上范柳原，却无时无刻不在防范着他。我解释这是中国文化和西方的不同，女子的价值观含蓄，讲究欲遮还羞，而且恋爱的意义也远远大于男女二人之欢，有更多深远的考虑。三个小时的课堂过后，包括老师在内，所有人都仍然带着许多疑惑和不解，结束了“倾城之恋”的讨论。文末那一段对胡琴的描写，对事态苍凉的一句感叹，和这些中文世界里极致细腻的情感，对于耿直简单的她们，却只变成了带着东方意境的一个大问号。

第二个学期，给我最大惊喜的，是我完全出乎我意料的一门旅游研讨课。我们大学的宗教部门每年有一个研究计划，通过论文和面试选拔学生带着研讨课题到世界的宗教圣地去研究宗教和文化的关系，一切费用由学校出。出于对异域异族的好奇揣测，我选了离我知识面最遥远的波兰，课题是犹太人大屠杀对波兰版图的影响。课程的阅读范围很广，从犹太人在东欧迁徙的历史开始叙述，到希特勒与德国的政治宣传，到波兰社会长期潜伏的种族歧视，和幸存者的日记与采访，历史的脉络细致入微。更重要的是，这门课的阅读并不限于一个角度，不只是把波兰国家民众当做受难者来描绘，并把引人诟病的Jedwabne屠杀作为案例，收集波兰、俄罗斯、德国三方的史料来呈现，让我看到一个更复杂宏观的二十世纪波兰社会。

三月份春假，我们启程到波兰卡考夫，参观郊外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并邀请到波兰当地大学的教授为我们单独举行关于波兰社会犹太人困境的讲座。彼时的奥斯维辛还冷得下雪，无疑为我们的参观行程更添悲壮，一阵阵刺骨的冷风中，犹太囚徒在这片寸草不生的土地毫无生念的绝望感显得更加真切。我们在毫无遮拦的囚房里留下了眼泪，几个犹太裔的同学看到在死者上劫掠下来的成吨的鞋子更是放声痛哭，如果不是这样亲临与历史的近距离，我也不会如此强烈地感受到内心中这种跨越种族的empathy（移情作用）。除了历史名城卡考夫和奥斯维辛集中营，我们还拜访了卢布林和华沙，期间穿插了不少与当地种族研究学者的晚饭和讲座。波兰的城市群虽小，却如诗如画，弥漫着东欧特有的萧肃庄严，美中带厚重的历史感。行程的最后一天，我们在华沙的一个犹太教会堂做每周五安息日的仪式，与当地的犹太集体一起喝酒、唱古老的希伯来语民谣。那一夜的华沙飘着大雪，天气阴冷，我和德国的朋友走在市中心的繁华街头上，泛起一股身处异乡、一文不识的空虚感，就连酒吧里的年轻人，也难以用英文与我们接近。在回美国的飞机上，我敲下了英文博客中第一篇与自己日常生活有关的随笔，就叫“One Night in Warsaw.”

这样有深度也有趣味的体验，我在第一年的大学里尝试得不少。除了对犹太文化的重新认识，坚持认真学了一年的西班牙语让我对于南美文化和西班牙文学的了解大有增长，好比是打开了一扇原本紧闭的窗户，新的友谊、新的机会才渐渐透了进来。

仔细回顾我短短的大学生涯，还没有让人惊艳的实习经历，没有任何职业扫盲的培训，也没有流光溢彩的成夜派对。除了放假的日子，我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个人，又深又长的孤独感像极了图书馆的走道。充实我心灵的，是一本又一本的书、一部又一部西班牙语教学电影，偶尔在咖啡厅一起吃宵夜的世界各地的同学。比起其他留学生来，我的步调是如此得慢，如此得对现实不屑一顾，但我一直以来藏在心里的文人情怀却从未停止过告诫自己，修炼得开阔而坚韧的内心，比什么事情都重要。我感谢我的大学，她为我留守着对学术的天真，对知识的天真，对世界的天真，对万事万物好奇、质问、并歌颂美好的一片冰心。还记得小时候那首叫“蜗牛与黄鹂鸟”的儿歌吗？早早就在葡萄树上的黄鹂鸟嬉笑一点一点往上攀爬的蜗牛，蜗牛不急也不燥地说，“等我爬上它就成熟了。”对比起机智于上的黄鹂鸟，我情愿像那只背着重重的壳的蜗牛，体会刚发芽的春天，漫步过未成熟的路，做人生的慢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