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德报怨”到底是谁教我们的？
一个经典的《论语》曲解案例是“以德报怨”。说这四个字出自论语没错，可说它出自孔子就不对了，孔子根本没有说过啊。《论语》原文是这样的：
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有人来问孔子：“能以德报怨的人是不是很厉害？”孔子反问：“那人家对你好，你还有的报答吗？”据此得出自己的结论，正常人应该“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所以说，这个案例跟“三思而后行”有点像（“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明明是被孔老夫子批评纠正了的“错误”想法，结果传着传着就成了他老人家自己的名言了。
孔子画像（来源：百度百科）
不过对“以德报怨”还可以再细究一步。这固然不是孔子说的，而是“有人说”（或曰），那么这个“有人”又是谁？
具体向孔子提问的那个人我们很难考证，也许是学生，也许是仰慕者，也许是哪个论敌，但这位“有人”提这个问题并不是没有根据的。
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大小多少，报怨以德。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
夫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是以圣人犹难之，故终无难矣。
——《道德经》六十三章
“报怨以德”“以德报怨”，换个语序意思不变。于是我们发现，“以德报怨”虽然在《论语》中只是个被批评的“错误”观点，但却有《道德经》这么“高大上”的出处。（别忘了传说连孔子都要去向老子问道。。。）
而老子会说这种话一点也不稀奇，《道德经》里类似的句法比比皆是。老子自己说这叫“正言若反”，比如什么“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明道若昧，进道若退，夷道若类”，“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那么按照老子的辩证法，他要求“以小为大，以少为多，以德报怨”（“大小多少”的“大”和“多”都是意动用法）真地一点也不奇怪。
那么，“以德报怨”能在《道德经》的其他地方得到验证吗？我认为比较类似的是四十九章中“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无论善良的人还是不善良的人，我（圣人或者统治者）都去善待，这样就能使人人向善；无论守信的人还是不守信的人，我都去信任，这样就能使人人守信。不过这里的“善”和“信”不针对指向个人的“德”或“怨”。
依据老子的整体思想，我们绝对有理由相信他更支持“以德报怨”，而不是“以直报怨”，更不是“以怨报怨”。
本部分结论，原来是我们把老子的话误加给孔子了，儒道两家的观点本来就各种龃龉，一个说“以德报怨”，一个说“以直报怨”，也都跟他们的一贯观点相一致。
宋晁补之老子骑牛图轴（来源：互动百科）
但其实这个问题还可以再深入一层。
再回顾上引的《道德经》六十三章，有没有觉得有些奇怪？“大小多少”以下讨论的都是事情的困难与容易，大处与细节，唯独“报怨以德”四字插在里面，貌似跟上下文都不挨着。
于是就有人提出，这其实是错简造成的问题，这四个字原本就不在六十三章。那在哪里呢？考证之下最可能在七十九章：
和大怨，必有馀怨，安可以为善？
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责於人。有德司契，无德司彻。
天道无亲，常与善人。
所以应为：
和大怨，必有馀怨，报怨以德，安可以为善？
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责於人。有德司契，无德司彻。
天道无亲，常与善人。
只要结过怨恨，就算你以德报怨，成功和解了，别人心里也会有残余的疙瘩，这怎么能算妥善的办法呢？
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从根上不要结怨。有德者拿着借据（契）却不会去讨债，无德者才像收税的那样斤斤计较逼迫别人。
天道没有偏爱，总是跟善人在一起。
这么一解，我们发现“以德报怨”又悲剧了。。。老子虽然没说它不对，但是“安可以为善”，不是上策。所谓“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解决“怨”这个问题，当然最好也是“消之于未发”。一旦从源头上让“怨”不复存在，“以何报怨”的问题就不存在了，还讨论什么？
不过到底有没有错简？这个我们就很难知道了，不过个人认为《道德经》前后文貌似不太通的地方也有不少啊，如果都按照这个标准来改的话……
好在即使七十九章不加入这四个字，老子“最好不结怨”的这个观点应该是不错的。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总结一下了，对于“何以报怨”这个问题有三个层次：
第一，从源头上就不要结怨，取消此问题。
第二，以德报怨。
第三，以直报怨。
老子最同意的应是第一个层次，对第二可能是有限度的同意，不太可能同意第三（“枉则直”“大直若屈”，虽然此“直”非彼“直”，我们有理由相信老子不会喜欢用这个字给自己立论）。
而孔子明确反对第二，同意第三。至于第一，孔子只怕没有理由反对，但是按照儒家思想，我相信是不可能时时事事完全做到这一点的（在现实中应该也不可能）。
同时不难想到，在四书五经为必背书目的科举时代，应当不可能出现读书人群体对《论语》断章取义的情况。某些人将“以德报怨”强安给孔子，应该起源于现代，或古代民间（个人倾向于就是现代）。
分析到了这里，“以德报怨”算是后人的曲解吗？
《道德经》可能的错简，《论语》的断章取义，好像是曲解。但是，想想看，老子和孔子都讨论了相似的问题，而且采用了相类的措辞，我们又焉知“以德报怨”的说法没有更古老的出处？《道德经》里就有不少“古之所谓”“圣人云”之类，很有可能某些话本身就是老子引用的。
也许，先秦的时候，“何以报怨”已经是一个被普遍讨论的问题了。
而对这个问题，其实不仅圣人有发言权，每个人都有发言权，几千年来，绝对有人“以德报怨”，有人“以直报怨”，有人“以怨报怨”。他们都有自己的思想，都有自己的道理，也许很多人说过类似的话，凝结成最简的语言就是这样。
到底是谁第一个提出“以德报怨”，其实不可考，但这个观点既然存留下来了，活跃在后人的语言之中，那么（至少对部分人来说）自有其合理之处。
语言，是不断承接，又不断改变的，今日的曲解，明日可能就成了个典故。所以，还需要纠结谁对谁错谁先说吗？
其实，抱着“齐物论”的思想，世上是没有“曲解”的。只是过分主观地借前人权威来证明自己而已。把一个观点说成是孔子的，总归更容易令人信服，但一个观点对不对，不是孔子说没说过就能决定的。
（参考：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