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之难，创新之慢——写于第二届LIFE教育创新峰会

左起:干国祥、杨东平、钱锋

杨东平，21世纪教育研究院创始人，LIFE教育创新峰会发起人。
钱锋，万物启蒙课程创始人。
干国祥，全人之美课程总设计。

这几天在北京参加第二届LIFE教育创新峰会，仍习惯同时从相反的方向来思考问题。

第一届峰会，我对大家热衷于教育模式的“推广和复制”提出了异议，我认为能复制的部分只能是较低层次的技术，技艺和思想都无法被复制，只能“有丝分裂”，自我繁衍——但是，可以杂交，可以联合，可以相互启发。

本次峰会，我为“中庸”、“保守”、“教育是慢的艺术”辩护，认为高估教育创新的价值，贬低它对立面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对教育而言其实很危险。

即使从推动“教育创新”或“创新教育”的角度讲，我也坚持认为:创新无法被培养，也无需去培养。

创新，只需要“允许”。在自由、多元的大地上，新生思想和新生事物，就像新生物种一样，不断涌现，又不断沉没。创新，就在这不断的涌现与沉没之间。

当我们在大地上只栽种一种庄稼，把其它的物种都视为野草，我们就是用人工的方式，取代了大自然的生生不息。

当我们在课堂上只传授一类知识，所有知识都有着标准答案，创新就是符合创新标准的作业，我们就是以教育的名义，阻断了生命与文化的自强不息。

创新注定产生于边际，产生于误差，产生于对既定答案的怀疑——然而，为怀疑而怀疑并不是真正的怀疑，因信而疑，才是深刻的怀疑，在这样的怀疑里，才蕴含着创新的种子。

因信生疑，背负着传统创新，就是说新的生命、思想里，有90％是已经存在的传统，创新不是颠覆，而是最好的继承:尝试着改变一点点，因为环境变化了一点点。

进化是没有方向的，变化不是那些大神们吹嘘的那样能被完全预期的，所以，新物种、新思想、新产品谁是“对”的，同样是并不确定的——如前所言，彻底丢弃过去的“基因”或“传统”倒肯定是错的。

创新之难，难在必须接受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失败率，才能在失败的边缘，诞生创新——不，不是诞生，而是“留存”。百家争鸣，万物争生，我们是恐龙们灭绝后留存物种的后代，现存的每一个伟大思想，都是无数念头、无数观念湮没后极少数的孑遗物种。

也就是说，那失败与湮灭的也都是“创新”，创新不难，有资格活下来很难。

如果人类真有优越于其它生物的地方，那允许犯错，允许一错再错，肯定在人类优越性的名单上。

允许破产，故伟大的企业从无数珍贵的尸骸中破尸而出。

允许犯错，故一无所知的儿童在不断的试错中，学会了按文化要求的方式生活。

问题是:教育在某种意义上是“错不起”的！

所以，刚才是从“实然（实际如此）”的角度，肯定了创新的根基是继承传统而不是反传统，现在是从“应然（应当如此）”的角度，认为对教育而言，创新蕴含着很大的风险——走得慢一点，稳健一点，也许在教育伦理上才是王者之道。过于强势的创新，是霸者之道——霸道。

文化大革命和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最霸道的两次教育创新，我们都多多少少算是它们的产品，至今还在“修复性治疗”。

教育传承和教育创新，乃是一枚硬币的两面。除非我们想煽动起已经过于焦虑的父母们的焦虑，否则我们不必过于霸道地只承认其中一个元素的合理性。也就是说，不必动辄言颠覆，或者回到老祖宗的过去。

当然，言说颠覆，言说读经，也是自由氛围的题中之义，正如大自然生生不息的奥秘，就是允许万物发狂或者抑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