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和凌叔华关于徐志摩的“八宝箱”之争始末(中)

1925年7月，徐志摩从欧洲回来，他与已解除婚约陆小曼，在北京举行婚礼。

婚后徐志摩怕陆小曼看到箱子里的日记、书信，这个“八宝箱”就一直存放于凌叔华处。

徐志摩去世后，凌叔华约叶公超给徐志摩立传，把八宝箱里徐志摩遗留的手稿信件给叶公超看了。

叶公超把徐志摩遗存八宝箱的事情告诉了张奚若，张奚若告诉了林徽因，并特别提到了《康桥日记》，。林徽因大为吃惊，思索再三之后，林徽因写信给胡适，让胡适出面去找凌叔华索要这些日记和信件。

胡适以《徐志摩全集》的名义和凌叔华索要八宝箱，凌叔华把八宝箱交给了胡适，并嘱咐他把箱子交给陆小曼，但凌叔华留下了八宝箱里的《康桥日记》。

胡适拿到八宝箱后，没有交给陆小曼，而是在1931年11月28日交给了林徽因。

林徽因得到八宝箱后，询问张奚若后，得知八宝箱里那两本徐志摩的《康桥日记》被凌叔华截留，林徽因很恼火。

凌叔华此时并不知道，给胡适的八宝箱已经到了林徽因手里。

1931年12月6日，在徐志摩的追悼会上，胡适提出要将徐志摩的书信收集出版，这提醒了凌叔华，凌叔华手上有一些徐志摩的信，她想再收集一些，就想到了与徐志摩密切的林徽因。

1931年12月7日，凌叔华到林徽因家，要徐志摩和林徽因之间的信，凌叔华的本意很单纯，就是想编成“志摩信札”。

凌叔华的要求被林徽因坚决拒绝了，林徽因表示，这些和徐志摩的信，既不能给她，也不能刊印。不仅如此，林徽因反而向凌叔华索要徐志摩的那两本《康桥日记》。

到此，凌叔华才知道胡适把箱子给了林徽因。凌叔华也拒绝了林徽因索要日记的要求。

凌叔华去找林徽收集徐志摩的书信，结果被林徽因当头给浇了盆冷水不说，还发现八宝箱没到陆小曼手里，却到了林徽因手里，凌叔华以牙还牙，索要陆小曼那部分。林徽因取出陆小曼的两册日记交给了凌叔华。这就是林徽因给胡适的信中说：“有小曼的两本，一大一小，后交叔华，由您负责取回的”

这是一场两个绝世才女，剑拔弩张的见面。

凌叔华离开时，林徽因说要亲自到凌叔华家取《康桥日记》，凌叔华说她下午不在，林徽因约定星期三到凌叔华家取日记。

星期三也就是12月9日上午11点半，林徽因亲自到凌叔华家，凌叔华有意躲了出去，给林徽因留了一封信：“昨遍找志摩日记不得，后检自己当年日记，乃知志摩交我仍三本:两小，一大。小者即在君处箱内，阅完放入的。大的一本因.......年中四方奔走，家中书物皆堆栈成山，甚少机缘重为整理，日间得闲当细检一下，必可找出来阅。此两日内，人事烦扰，大约须此星期底才有空翻寻也。

林徽因离开凌叔华家时，也留下一封信，说日记中有关于自己的部分，所以想迫切读到，希望凌叔华能够体谅。

凌叔华看过日记，知道把日记交给林徽因是有去无回。

凌叔华在12月10日，给胡适写信，强调箱“内有小曼初恋时日记二本，牵涉是非不少，这正如从前不宜给小曼看一样不妥”的原因。

凌叔华此举，原意是让胡适主持公道，不要让林徽因把日记要走。

然而凌叔华并没有得到胡适的支持，她有叶公超看过的《康桥日记》，胡适也不好袒护。

加上胡适本来就偏心林徽因，因此以编委的名义继续向凌叔华索要徐志摩的日记。

凌叔华没法，只得照办。

12月14日星期一，凌叔华将日记送到林徽因家，恰巧林徽因不在家，凌叔华留下个字条说：

“怕你急，赶早送来”。

林徽因收到凌叔华送来的日记后，细心的她发现凌叔华送来的日记，与手里的徐志摩日记对接不起来，林徽因怀疑是凌叔华做的手脚。林徽因怒不可遏去胡适出面。

胡适听了林徽因说的来龙去脉，思索之后给凌叔华写了一封信：

“昨始知你送在徽因处的志摩日记只有半册，我想你一定是把那一册半留下作传记或小说材料了。但我细想，这个办法不很好，其中流弊正多。第一，材料分散，不便研究。第二，一人所藏成为私有秘宝，则余人所藏也有各成为私有秘宝的危险。第三，朋友之中会因此发生意见，实为最大不幸，决非死友所乐意。第四，你藏有此两册日记，一般朋友都知道。我是知道的，公超与孟和夫妇皆知道，徽因是你亲自告诉她的。所以我上星期编的遗著略目，就注明你处存两册日记。昨天有人问我，我就说:‘叔华送来了一大包大概小曼和志摩的日记都在那里，我还没有打开看。’所以我今天写这信给你，请你把那两册日记交给我，我把这几册英文日记全付打字人打成三个副本，将来我可以把一份全的留给你做传记全材料。如此则一切遗留材料都有副本，不怕散失，不怕藏秘，做传记的人就容易了，请你给我一个回信。倘能把日记交来人带回，那就更好了。”

胡适说的合情合理，并承诺凌叔华：“请你把那两册日记交给我，我把这几册英文日记全付打字人打成三个副本，将来我可以把一份全的留给你做传记全材料。”

胡适打保票，凌叔华见到信后，自然无法回绝。

一向会做人会办事的胡适，也向林徽因提出了一些要求，林徽因怕胡适不帮忙，在1932年1月1日给胡适连写两封新。

林徽音在信中说：:“……我为人直爽性急，最恨人家小气曲折说瞎话。此次因为叔华瞎说，简直气糊涂了……女人小气虽常有事，像她这种有相当学问知名的人也该学点大方才好。现在无论日记是谁裁去的，当中一段缺了是事实，她没有坦白地说明以前，对那几句瞎话没有相当解释以前，她永有嫌疑的。关于我想着那段日记，想也是女人小气处或好奇处、多事处，不过这心理太human了，我也不觉得惭愧。实说，我也不会以诗人的美谀为荣，也不会以被人恋爱为辱。我永是‘ 我’，被诗人恭维了也不会增美增能，有过一段不幸的曲折的旧历史，也没有什么可羞惭……”

林徽因把索要徐志摩日记的理由写的很理直气壮，“关于我想着那段日记，想也是女人小气处或好奇处、多事处，”意思是她和徐志摩之间光明正大，索要日记不过是小女人的“小气处和好奇处“

事实上事件发展到后来，进程和结果并非如此。

假若如林徽因所说的那样：“不会以诗人的美谀为荣，也不会以被人恋爱为辱”，

也不会有了这场旷日持久，延绵至今的徐志摩日记风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