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老教导
我眼中的老教导
——写给那些远去的老师
绘画：涵棋
我所说的老教导，指的是学校先前的教导主任——张伟康老师。他已退休多年，现在学校里很多年轻老师并不知晓。之所以想写他，可以这么说吧，我对“教导主任”一词的理解与认知都是从他身上开始的。没办法，1990年我第一年踏上工作，直到他退休前夕，他一直是学校资深的教导主任。这样的资历，本该值得一记。
老教导卸任前，我正好调整至教科室。当时，学校教导处与教科室同处一室，中间只用一顶橱柜稍作隔开，两边可以走通。平时有事，大家呼一声，那种热切与和谐现在想来依然觉得美好。可惜的是，我进科室老教导退出教导处，我和他有点擦肩而过的意思。没有深交，也没有神交，但老教导低调沉稳的性情依然记忆犹新。
老教导长得黑乎乎的，和一个刚从田地里劳动回来的农民差不多。虽然他是很早作为农民的儿子考出去读师范的人，但身上依然带着抹不去的乡土味。那一代人，大多都这样，当然也包括我。没办法，我们的身体基因里有深深的土地情结，黑乎乎的实诚，或者说实诚到黑乎乎。这不是说我们做不了城里人，而是我们即便成为了城里人，但我们的内心依然与土地是紧紧相连着的，我们的心里就住着一个抹不去的“乡村”，它渗透在我们的话语里、眼神里、骨骼里、血液里。
老教导平时沉默寡言，话语极少，但说起话来还是可以“一句顶三句”的。走在校园里的他，时常默不作声，神色凝重，以至于我们年轻老师见到他，都会油然而生几分畏惧。这种畏惧，大半部分是敬畏的意思。每次开学，他往台前一坐，没开口会场就慢慢静下来。有人戏说，一所学校可以没有正校长、副校长，但不能没有教导主任，教导主任不在一天，学校是会混乱不堪的。这从某种意义上说明了教导主任的重要性，它是一所学校正常运作的关键人物。老教导其实就是这么一个重要人物，只要他在学校，哪怕不说话，也像一本厚重的老黄历一样存在着。
每每新学期开学，他就早早开始酝酿“一盘大棋”：课务怎么安排，老师如何调遣。那时的排课，可没有今天这样智能化，在软件里录入关键词、关键条件，然后就是电脑的事了。那时的排课就是烧脑，就是考验老教导的大脑，我见过他在“棋盘”前运筹帷幄的情景：地上布满“棋子”，他低头沉思，眉头紧蹙，小心布局，“调兵遣将”，步步为营。开学的第一场会议，老教导必定“临危不惧”，非常慎重地在台前将课务一一宣读，大家一边听一边记，很多时候，会场一片寂静。一一读完，他总不忘说上一句每年都雷同的话：“各位老师，如果大家能克服困难，就不必再提要求。如果实在有问题，请及时与我沟通。”我们都知道这活的辛劳，一般都会乐意地接受安排。后来我进入教科室，看见教导处墙上挂出的学校课表图，我就忍不住感叹：这样的活儿，一定是高智商的人来做的。
1997年的时候，我稀里糊涂上了一节我职业生涯中非常重要的课。这节课，也让我确认了自己，确立了课堂教学自信。记得当时老教导跟我说，“你要上一节公开课，好好准备啊。”我根本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我开课，也不知道这次开课是属于什么性质，更不知道老教导在我身上看到了什么……总之，我什么都不知道，就准备开课了。学期临近结束，内容已经没有多余选择，我就非常肯定地选择了一课戏曲内容。我想，我对戏曲教学（民乐教学等）还是有一些兴趣的，这样的内容平时也没人敢上，于是就特别想自己试试。就这样，我勇敢地执教了这一节公开课。过后，意外得到了教研室老师的鼓励与赞美。
我想，我后来的成长一定绕不开这节课，它让我看到了自己的某种可能性。我对课堂的关注与研究，都可以追溯到“这一节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老教导就是那个唤醒我、发现我的人。奇怪的是，老教导自己是个资深的数学老师。
他最常说的一句话是：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天分，有的人适合读书学习，有的人适合唱歌画画，有的人适合干活劳动……人各有命，唯有顺从。老教导有个女儿，极其聪明（凡是教过她的老师都知道），他曾不止一次公开表示过，为了让女儿少做作业多睡觉，他时常替女儿熬夜奋战写作业的事儿。老教导说话本来就慢悠悠，再加上我年轻时根本无法理解他的做法，听后真是惊得下巴都要掉下来了，可他却是一副漫不经心毫不介意的样子。
这种对人、对生命的理解，自然也带到了他的课堂。我从来没有听过老教导的课，但我知道一点别人对他的评价：他所带的班级，学生成绩往往两极分化，高分的不断攀升，低分的持续低迷。看别人在班级里忙着补差，他会半开玩笑说：如果把补差的时间与精力花在提优上，或许效果更好一些。不可思议的是，卸掉主任一职后的几年，不知是老教导突然改变了教学理念还是策略方法有了调整，但凡经过路过他的教室，都会发现其身上有了一些变化：那个慢条斯理的人开始变得急吼吼、汗涔涔起来，嗓门大了，语气重了，音调高了……最后据说连血压也开始一路飙升。所以每逢遇见，我们都会非常好意地提醒道：老教导，要注意身体啊。可是我们每个人都特别清楚（这是一句无关痛痒的话），谁也无法逃脱应试教育无处不在的魔爪啊。
当然，老教导也有特别幽默与活泼的一面。记得早前有一次工会组织歌会活动，我当时还是个活泼泼的主持人。我们都没听说过老教导会唱歌，所以特别期待他的出场。只见他手持话筒走上场，若有所思着说：“大家唱的都那么绵软无力好想睡觉，我想来首劲爆的歌——《吻别》。”随着他那“劲爆的歌”的拉长声，大家不约而同笑翻在了沙发上。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老教导那么深情十足地唱歌，以至于二十多年过去，依然犹在眼前。
我感到比较遗憾的是，作为学校里元老级（或者说骨灰级）的一个老师，学校在对待他临退休前的处置安排真是令人不解得很。教导处退出来后，他被安排在老学校教学楼东侧的三楼资料室里办公，一个人冷冷清清，独来独往。有一次我安排兴趣班事宜，过去问他带班情况，他告诉我：“我这里无电话、无网络、无通知，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当时真的心头一颤，知道这样的“三无”之后，但凡涉及条线事宜，我都会亲自走到资料室与其面对面告知与沟通，我不忍心看着一个即将退休的老师处在学校管理的“盲区”，更何况他是我们学校资深的老教导呢？很多时候，评价一所学校的好与坏，最根本的不是多少荣誉奖牌，而是看它如何对待学校里的人（学生与老师）。如果学校没有一种对老教师最起码的尊重（感恩就不说了），我们就有可能在培养一个个让人心寒的白眼狼。难道不是吗？
特别惊诧的是，老教导在退休前居然学起了开车。他说，争取退休前拿到驾照，而后可以接送孙女上学。有一回，他来接娃，正好我值班，他进校就和我聊了起来，“小家伙回家就兴奋地告诉我，二年级音乐换成周老师了，好开心的音乐课啊。”是啊，我成了老教导孙女的音乐老师，内心暖意涌来。我们两个人久久站在夕阳的余晖里，长长的影子投射在空寂的成长广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