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人的尊严

余英时先生在新亚书院成立65周年的越洋讲演中谈到一个观点，大意是，作为知识人，我们应该保持一种对词语的敏感度。他说他现在要用“知识人”这个词来替代“知识分子”，因为“分子”这两个字已经被彻底用坏了。

所谓“用坏”，指的是这个词被意识形态化了，也就是说，这个词除了它原本的意思之外（指独立的生命个体），还被强制赋予了政治符号（分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长期与下列的表达联系在一起，如坏分子、四类分子、五类分子、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倾分子、反革命分子……）。难怪韩刚先生会说，在这个国家（新中国），知识分子从来就是“贱民”。

余英时先生强调用“知识人”替代“知识分子”，一方面是想让这个群体挣脱掉数十年来压在他们身上的政治符号，另一方面，他也是在对这个政治符号本身作深刻的反思与批判。

分子原本指的是独立存在的、相对稳定的物质单元，它永不停息地做着自由运动。然而，作为一个被意识形态化了的名词，“知识分子”中的“分子”是不自由的，是完全依附于某个组织的，这个称呼背后隐藏的价值观是：知识要为（集权）政治服务。我们甚至不能把它称作价值观，因为某些人也知道它是错的，就像指鹿为马的人其实大都知道自己指的是鹿，所以，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这就是一种统治术。

知识人的尊严应当是“求诸己”的，由自己去寻找，由自己守持，又由自己赋予其更为丰富的意义和更为深刻的价值。所以说，知识人的尊严，本质上从求取知识的过程中而来，从对求真的忠诚中而来。

那些认为从组织（他人）身上索取的“尊严”才更有价值，靠组织的评定（他物）才能确认自己“尊严”高低的人，他们正在一点一点自我意识形态化。自我意识形态化是一个不断抛弃人的尊严的过程，也是一个逐渐成为“贱民”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