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之门：乌克兰2000年史》：中西文明的相遇

历史的车轮一次又一次碾过这片土地，混乱的原因也大致一样，都是统治阶级谋求“独立”。难道小国的命运只能被大国掌握，小国的安宁只能被大国赐予？

乌克兰危机从何而来？乌克兰政治乱局为何造成国际震动？若不理解两千年以来塑造东欧的复杂力量，就看不清当前围绕乌克兰的冲突与动荡。

欧洲在乌克兰历史中有着重要的地位，而乌克兰在欧洲历史上同样如此。乌克兰地处欧亚大草原的西缘，许多个世纪以来都是通往欧洲的门户。在某些时代，战争和冲突会导致“门户”的关闭，此时乌克兰就是阻挡东来或西来侵略者的一道屏障。而在乌克兰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门户是开放的，此时的乌克兰就成为欧洲和亚洲之间的桥梁，促进着民族、商品和思想的交流。在漫长的岁月中，乌克兰也充当了各大帝国——从罗马帝国到奥斯曼帝国，从哈布斯堡王朝到罗曼诺夫王朝——的谈判地点（以及战场）。

由于乌克兰地处欧亚之间，是东方和西方间的门户。这片土地是游牧与定居、东方与西方、帝国与帝国间的接触点，是不断变动的边界相互作用的产物。斯基泰人、萨尔马提亚人、斯拉夫人、维京人、蒙古人、土耳其人曾在这里留下足迹，从古到今的帝国在此谈判，也争夺这里的土地和财富。历史往往从大国、胜者的角度书写，而通览“欧洲之门”的历史，能脱离以某个东方或西方大国为依归的观念，用边境之地的视角，重新审视帝国的起落和东西方的相遇。

从“长时段”文化趋势的角度来看，当代乌克兰是两条移动中的边界相互作用的产物。一条边界由欧亚大草原和东欧稀树草原的分界线确定，另一条则由东方基督教和西方基督教的分界线确定。第一条边界还是定居人口与游牧人口之间的分界线，并最终将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教世界分隔开来。第二条则要回溯到罗马和君士坦丁堡对罗马帝国的分裂，是存续至今的欧洲东部和西部政治文化差异的标志。许多个世纪以来，一系列独特的文化特征在这两条边界的移动中产生，并成为当代乌克兰身份的基础。

在历史的不同时期，国家的不同阶段，主要任务和发展方向并非是一成不变的，是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并要考察本身的发展状态并及时作出相应的调整。这样，国家和社会才会健康地发展。也可以换句话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草原边界、宗教边界、文化边界、国家边界、铁路纵横……一个个边界在乌克兰的土地上建立，标志着每一个时代的缩影。一次次边界的建立，势必会留下新的隔阂、新的认同、新的偏见、新的思想。然而不变的是，持续的分裂。

双语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早已成为后苏联时代乌克兰的准则，将来自不同族群和宗教背景的人纳入乌克兰民族的范畴。这对俄乌纷争的过程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与克里姆林宫所期待的不同，俄罗斯的举动未能得到俄军直接控制地区（指克里米亚和顿巴斯部分地区）之外俄罗斯族居民的支持。

“乌克兰是我的祖国。俄语是我的母语。我希望来拯救我的人是普希金，希望普希金而不是普京来让我摆脱这悲伤和动荡。”基辅的一名俄罗斯居民在其脸书（Facebook）上写道。

于过去的过程如今正在乌克兰同时上演：其一是俄罗斯在17世纪中叶以来莫斯科所取得的帝国范围内重建政治、经济和军事控制的努力；其二是现代民族认同的建构——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都涉及其中；其三则是基于历史和文化断层的争夺——这些断层使得冲突参与各方将这场冲突想象为东方与西方的竞争，想象为欧洲与俄罗斯世界的竞争。

然而在现实中很难找到一条将克里米亚同与之相邻的南乌克兰各地区分隔开来的清晰文化边界，而顿巴斯与其他东部地区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这些历史地区中没有一个表现出脱离乌克兰的强烈意愿，而这些地区的精英阶层也没能将当地民众动员起来支持脱离。克里米亚和顿巴斯的确出现了这种动员。

在历史上，战争的冲击、失败的耻辱以及国土沦陷的伤痛都曾被当作增强民族团结和塑造强烈民族认同的工具。

18世纪下半叶波兰被瓜分使得这个国家从欧洲地图上消失，却成为近代波兰民族主义形成的开端。

19世纪初拿破仑对德意志的入侵导致了泛日耳曼理念的兴起，并促进了近代德国民族主义的发展。

激发法国人、波兰人、塞尔维亚人和捷克人的民族想象的，正是对战败和国土丧失的记忆。被羞辱、战伤累累的乌克兰似乎正遵循着这样的普遍模式。

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在顿巴斯引发战争，并在乌克兰其他地区引发动荡。这不仅在乌克兰，也在整个欧洲造成了一种危险的新局面。无论当下乌克兰危机将走向何方，乌克兰的未来、东欧-西欧（俄罗斯-欧盟）关系的未来，进而至于整个欧洲的未来都将有赖于危机的解决。

破碎的雨伞遮不住战争。同情乌克兰，愿望是好的，但现实是残酷的，美好未来的乌克兰差强人意，是天意也不排除人祸。

读完《欧洲之门：乌克兰2000年史》，突然就想到《红楼梦》里的晴雯：心比天高，命比纸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