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读书札记110】历史上的很多伟人为什么不是圣人

第164条（《答陆原静书》之十五）原文节录：

来书云：“聪明睿知，果质乎？仁义礼智，果性乎？喜怒哀乐，果情乎？私欲、客气，果一物乎？二物乎？古之英才，若子房、仲舒、叔度、孔明、文中、韩、范诸公，德业表著，皆良知中所发也，而不得谓之闻道者，果何在乎？苟曰此特生质之美耳，则生知安行者不愈于学知、困勉者乎？愚意窃云，谓诸公见道偏则可，谓全无闻则恐后儒崇尚记诵训诂之过也。然乎？否乎？”

性一而已。仁义礼知，性之性也；聪明睿知，性之质也，喜怒哀乐，性之情也；私欲、客气，性之蔽也。质有清浊，故情有过、不及，而蔽有浅深也。私欲、客气，一病两痛，非二物也。张、黄、诸葛及韩、范诸公，皆天质之美，自多暗合道妙，虽未可尽谓之知学，尽谓之闻道，然亦自其有学违道不远者也。使其闻学知道，即伊、傅、周、召矣。...

夫良知即是道。...若无有物欲牵蔽，但循着良知发用流行将去，即无不是道。...学者，学循此良知而已。谓之知学，只是知得专在学循良知。...后儒尝以数子者尚皆是气质用事，未免于行不著、习不察，此亦未为过论。但后懦之所谓著、察者，亦是狃于闻见之狭，蔽于沿习之非，而依拟仿象于影响形迹之间，尚非圣门之所谓著、察者也。...所谓生知安行，“知行”二字亦是就用功上说。若是知行本体，即是良知良能，虽在困勉之人，亦皆可谓之生知安行矣。“知行”二字更宜精察。

《中庸》云：“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朱熹注曰：“聪明睿知，生知之质。”

陆澄问，“聪明睿知”真的是天生的禀赋吗？“仁义礼智”真的是人的天性吗？“喜怒哀乐”真的是人的性情吗？“私欲”和“客气”讲的是一个东西，还是不同的两个东西？古代的英才，如张子房、董仲舒、黄叔度、诸葛孔明、王仲淹（文中子）、韩稚圭（韩琦）和范仲淹诸公，功业卓著，应该说都是良知造就了他们的功业，但却称不上闻道者，这是为什么？如果说只是因为他们具备特有的美好禀赋造就了他们，那么难道说“生知安行者”反而不如“学知利行者”和“困知勉行者”吗？我认为，说他们问道不全面是可以的，但要说他们完全不闻道，这是后儒认识上有偏差，因为他们对于圣人经典只会在记诵训诂上下功夫。是这样吗？

文中“客气”一词，意为偏激的情绪。宋司马光《赵滋札子》：“今滋数乘客气以傲使人，争小胜以挑强胡。”另外中医指侵入体内的邪气，如果从这一点引申，也可以与浩然之气相对。

人的天性始终如一，是不会变的。“仁义礼知”是天性的体，“聪明睿知”是天性的禀赋，“喜怒哀乐”是天性的情感。“私欲”和“客气”都是天性被蒙蔽的产物，是一个毛病的两种表现，不是两个东西。人的禀赋有清有浊，人的性情有过有不及，人欲的蔽障有深有浅。

以上提到的子房诸公，都是禀赋美好的人，自然与天理多有暗合之处，虽然还不能完全说他们“知学”、“闻道”，但是他们的学问里天理大道也不远了，如果他们达到知学闻道的程度，那就是伊尹、傅说、周公和召公那样的圣人了。其中文中子，不能说他不知学，虽然他的书都是出自他的门徒之笔，也有不少不妥之处，但他的主旨已经具备了圣学的气象。但因为时日遥远，手上没有确凿的证据，我们也无法凭空断言他离圣学还有多远。

良知就是大道天理，心中的良知，对圣贤、对常人都是一样的。如果没有物欲的遮蔽和羁绊，只要循着良知去实践、去应对所有事物，都是合乎道的。但是常人的心大多被物欲所遮蔽和羁绊，所以言行方面不能依循良知。

像上面提到的诸公，天资禀赋清明，自然较少被物欲遮蔽和羁绊，所以他们的良知发挥作用的情形就多，自然离天理不远。所谓治学，就是依循良知罢了；所谓“知学”，就是始终如一依循良知。以上诸公所以没能始终如一在依循良知上下功夫，或由于恣意热衷于各种奇门异技，或被外界的影响所迷惑，所以与天理或离或合，致使内心不能纯粹天理。如果，他们懂得这些，那就是圣人了。

后儒认为他们是凭借禀赋创立功业，未免“行不著、习不察”，这也不能算错。所谓“行不著、习不察”，是指行为思想不是自觉于道的，或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甚至是偏离大道的。后儒所认为的“著”“察”，往往拘泥于闻见的狭隘视野，而不是着眼于良知的，往往被错误的习惯做法所蒙蔽，机械地模仿前贤先圣的做法，还不是圣人所说的“著”“察”的含义。安得以己之昏昏，而求人之昭昭乎？

所谓“生知安行”“学知利行”“困知勉行”，此时的“知行”二字都是就功夫而言的，如果要就知行的本体而言，知就是良知，行就是良能，即使“困知勉行”的人，本质上也是生知安行的，所以“知行”二字需要精确地审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