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读书札记97】孟子与告子之争：人性与性情

第149条（《启问道通书》之七）原文：

来书云：“有引程子‘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性便已不是性。’何故不容说？何故不是性？晦庵答云：‘不容说者，未有性之可言；不是性者，已不能无气质之杂矣。’二先生之言皆未能晓，每看书至此，辄为一惑，请问。”

“生之谓性”，生字即是气字，犹言“气即是性”也。气即是性，“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气即是性”，即已落在一边，不是性之本原矣。孟子性善，是从本原上说。然性善之端，须在气上始见得，若无气亦无可见矣。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即是气。程子谓：“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亦是为学者各认一边，只得如此说。若见得自性明白时，气即是性，性即是气，原无性、气之可分也。

《孟子·告子上》记载了孟子和告子关于性的很长一段辩论。告子说“生之谓性”，意思是说人的本性都是一样的，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民好暴。甚至在圣君唐尧统治下，既有舜这样的孝子贤人，也有瞽瞍这样的顽劣的父亲；在暴君商纣王的淫威下，仍然有微子启和王子比干这样的贤臣。他更进一步说：“食、色，性也。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

孟子则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性之动就是为善，之所以有人作恶，是因为受了物欲的蒙蔽，这不是本性使然。孟子提出了四端说，四端其实就是性之动的体现，它们背后的仁义礼智就是性，仁义礼智是我们的本性所固有的，所以自己可以决定，求则得之，舍则失之。而而名利地位等物欲是外在的，个人决定不了，即使我们想得到，也不一定能得到，所以作恶是后天的。

据此，程颐说：“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性便已不是性。”这里的“静”，我理解是固定不变的意思，与性之动相对而言。但他认为并不能说成“性”，因为当我们说“性”的时候，其实说的是“性情”。朱熹解释说，因为此时已经是性之动了，已经夹杂了“气质”在里面，不是纯粹的性了。

“生之谓性”这句话其实是告子说的，孟子是反对的。但王阳明篡改为孟子之言，并作了不同的阐发，认为“生”即是“气”，气就是性之动，就是孟子所谓的四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

本原上是性善，即程颐所谓的“静”，就是仁义礼智，就是《中庸》所谓的“中”，从性之发动上说，就是气，就是性情，就是四端，就是中庸所谓的“和”。所以气就是性，气和性是一体的，并不是两个东西。

但一般学者机械地把气和性分开来说，所以程颐说：“只说性而不说气，是不全面的；只说气不说性，那道理就讲不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