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教师写作——兼与商友敬先生商榷《教书人的写作》(1)

商友敬先生在《教书人的写作》一文（载《教育参考》2005年第4期）中谈及教师写作，颇得教益。教师写作，是我一直关注的事。过去，我曾撰文说过，教师写作存在着很严重的偏向（姜广平：《语文教师的写作偏向》。2000年12月《语文学习》）。深深觉得这样的写作偏向现在仍然存在，且现象更为剧烈。

关注这一问题，其实由来已久。一来是因为自己现在也可以算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写作者（写作已经成为我的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活法），对写作的看法，应该有些区别于常人及其他写作者的地方（每一个写作者虽然在某种意义上讲要遵照一些共同的东西，但说到底，每一个写作者都是不同的），二来，我真正在关注着写作者，因此，在接触了那么多中国当代优秀作家之后，在与他们进行过深度对话并了解了他们的写作情形及有关感悟之后，很想就教师写作这一问题发表点自己的看法。

可能很多人都已经注意到，我现在针对教育的言论越来越少。其原因，并不是怠于运笔，而是实在不想发表一些连自己也知道是全无用处的言论或文章（这不是我的意愿，也不是说我的文章空洞，而是从现行教育体制看，我们的这些文章是不能改变什么的。我们的激愤无法走进关键人物的心灵，我们的理想也无法引发决策者的共鸣。著名画家如陈丹青，以出走的行为尚不能改变什么，几句书生之论又有何用）。再者，现在很多人，动辄千言万言，但细细考究起来，全是些不负责任的言论（吹尽黄沙始见金，很多事情，我们与其在尘埃落定之后后悔，不如在行事之前进行充分的论证与运筹。譬如现在很多教育浪潮，行动之初，激昂慷慨，但行动之时便颇为踌蹰了，及至后来，一哄而上，浮躁万千，连自己都觉得无甚意趣）。如果自己掺杂于其中，发表一些违心之辞或诛心之论，或被信息湮没，或为别人口水淹没，或如《荀子·劝学》所言“蓬生麻中”、“白沙在涅”，自己的言论像一棵植物，立足于林林总总的著述之中。当然，倘如前者“不扶而直”倒也很好，如果“与之俱黑”，恐怕就非所愿了。言论之流是有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裹挟力的，有时候，自己的言论被别人的语言之流所挟，那就属于失去真正的自我了。我固然不需要什么话语权势，但也不希望自己的言论臣属于别人而被别的信息之流所挟。

何况今天的中国教育研究，多少有点类似大文化背景下的文学批评，既没有一种非常优秀的教育理论来引导，教育评论又不能切实地解决中国教育的问题。多说无益，不如做点实事。

过去我在谈教师写作时，立论还是针对基础教育领域里的教师的。现在我所立论的点，也包括那些网络写作、大学教师或相关教育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的写作。这一点，我与商友敬先生不同了。不要将目光仅仅放在基础教育领域里的教师身上。

当前的教师写作，其实已经非常浮躁。这一点毋须论述了。至于其他，也大多各怀功利的目的，真正怀着对教育的批评与建设的，实在极少。杂志上的老面孔所写的文章也仍然是老面孔，说来说去，总绕不过那几句话，没有一点新意。一些名家，在这份杂志开专栏，在那份杂志做主持人，又为那家杂志撰写言论之类。从写作的角度看，这种写作势必流于不负责。一个人的精力有限，一个人的智力也是有限的，所考虑的问题，短时间以内，也可能只是一两个问题，因而到处开花，确实不是负责任之举。既是对报刊不负责，也是对自己不负责，更是对读者不负责。究其原因，可能就是人情稿，某刊约稿太过热情，却乎不了人情，胡乱写上一篇塞责，哪管质量高低？这类稿件是很多的。报刊要名家的文章，但名家和我们这些普通人也一样，一双手，一副大脑，说不定打字速度还没有我们快，因而写文章的速度也就不会快到哪里，可人家又催得急，于是乎，胡乱敷衍一篇稿子或者拎出一篇旧文修修改改给他，算是交差。第二种情形是不读书不作深入地调查研究，仅凭着一点验与那么点教育感悟，资源稀缺，当然也难成就好文。再有当然就是编辑的问题，甄别稿件缺乏眼光，组稿之时缺少深思，编辑稿件缺少责任，修改稿件缺少勇气。这样，好文当然会少。

这使我想起中央研究院的事：

1941年秋天，怀抱着“奇书十万卷，随我啖其精”心愿的王叔岷，来到了四川南溪县李庄的板栗坳。中研院（以史语所为主）的一群读书人，在抗战的烽火硝烟中好不容易才寻觅到这方“桃花源”。

王叔岷是四川大学中文系1939年班的第一名毕业生，经过老师徐中舒的点拨，他才决意报考北大文科研究所。王叔岷来到李庄，首先拜见了兼任文科研究所所长的傅斯年，并称想研究《庄子》。傅斯年笑了一笑，竟开始背诵起“昔者庄周梦为蝴蝶”这一章。接着，傅斯年严肃地告诫王叔岷道，研究《庄子》要从校勘训诂入手才切实。他又翻了一翻王叔岷的诗文，定下了一条规矩：“要把才子气洗干净！三年内不许发表文章！”王叔岷只好唯唯诺诺而退。在名义上，王叔岷的导师是远在昆明的汤用彤，师生之间只能靠书信联络。王叔岷在信里向导师报告了自己的研究方向。汤的复函则告诫道，研究学问只有“痛下工夫”四个字而已。在傅、汤两位学术巨人的鞭策之下，王叔岷确实“痛下工夫”，1943年毕业，留在史语所任职，此后著作等身，在文史学界挣得了难能替代的一席之地。

傅斯年为王叔岷定下的规矩“三年内不许发表文章”，也就此成了史语所对新来报到的青年学者制定的必须共同遵守的金科玉律。来到台湾，傅斯年“三年内不许发表文章”的规矩一样有效。从台大文科研究所毕业后进入史语所担任助理研究员的许倬云，刚来一年内，即承所内前辈芮逸夫与陈盘庵先生之命，从先秦典籍中选取《周礼》与《左传》，连本文加注疏，一句一句，一行一行，仔细点读。这一切为他在中国古史领域的研究工作打下了深厚的根基。（事见《书屋》2005年第2期）

傅斯年为青年学者定下“三年内不许发表文章”的规矩，用心是良苦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里的学术工作者，如果想在开拓与累积人类的知识板块上有积极的贡献，就不得不养成“比慢”的工作习惯，这样才能为学术的原创性打下扎实的根基。所发言论，当然也就不会浮泛到有一天连自己都觉得面目可憎的地步。时过境迁，，在当今教育界，面对现实的压力，有勇气笃行傅斯年定下的这项规矩的，有多少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