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分享：小孩子没有杀人的特权

原创： 陈兴杰 菁城子 昨天

2018年最后一天，湖南衡阳发生一起凶杀案。13岁少年罗峰锤杀父母，潜逃云南，随后在大理被抓。杀害父母前，村里人都知道罗峰是恶少年，平时不服管教，殴打弱智母亲，还常偷家里的钱，屡犯校规，为此还转了学。弑杀双亲后，罗峰偷了父亲身份证买火车票，跑去大理，混迹网吧，两天之后才被抓获。

在这不久之前，湖南发生了另一起少年杀母案。沅江12岁少年吴某持刀将母亲杀死在家。杀人的原因，乃是他偷偷抽烟，被母亲发现责骂。吴某年纪不大，一向好勇斗狠，杀死母亲一共捅了二十余刀。杀人之后，接受审讯，他还冷血地说：「我又没杀别人，我杀的是我妈妈。为什么不让我上学？」这句话引起一时轰动。

两宗案件有很多相似之处，其中最大相同是年龄。罗峰13周岁，吴某12岁，都没达到刑法规定的「年满14周岁承担刑事责任」。关押两天后，他们就被释放，再没后续措施。因为是未成年人，他们的个人信息受到保护，担心他们将来生活受到影响。

这样的安排让许多人难以接受。难怪罗峰杀人潜逃后，警察布控抓捕，散发通辑令，网友们评论：抓回来做什么，重新给他安排上学吗？

未达到刑事责任的未成年人犯罪，并不少见。这类案件由公安机关受理解决，没有统计数据，我们只能通过媒体报道知道一些案例。以下就是近几年媒体的相关报道。

2012年4月，湖南衡阳一名12岁男孩肖某持刀将姑妈一家三口杀害。肖某父母离异，由姑妈抚养管教。由于管教甚严，肖某心怀不满。案发当天，肖某先将放学回家的表弟表妹杀害，随后将回家的姑姑捅死，偷窃一番潜逃。

2012年，12岁女生覃某因嫉妒同班同学周某长得漂亮，产生怨恨谋杀之心。他邀请周某到家中玩耍，趁其低头玩手机之际，将木凳砸向周某头部，随后用菜刀、啤酒瓶、美工刀等凶器杀害周某，并将周某肢解，并清理现场血迹。

2015年10月，湖南邵东一小学发生命案。52岁女教师李桂云被人杀害，手机和现金被抢走。凶手是分别为13岁、12岁和11岁的少年。他们趁周末学校无人，抢劫唯一住校的女教师，用棍棒殴打，堵塞其口鼻致其死亡，藏尸床底。作案之后，三人到镇上的网吧继续打游戏。

2015年12月，一名12岁女童用可乐兑毒鼠强，将两位女孩毒死。死者系姐妹，并是凶手的好朋友，因口角和「告状」，造成该女童挨家长打。这名女童怀恨在心，将两人毒杀。

2016年7月，广西岑溪一村民4岁、8岁的两女儿和7岁的儿子都被杀害，凶手为同村13岁男孩。凶手先哄骗三名小孩到附近山边，威逼他们讲出家中收藏钱财位置，并未成功。担心败露，凶手用刀和石头杀死3童，抛尸井中。作案之后，凶手还到三姐弟家中讨粥喝。

2016年9月，湖南常德11岁儿童熊某某到同社区7岁孩女童贝贝（化名）家玩耍。因玩耍过程中产生口角，发生肢体冲突，熊某某将贝贝掐死，将尸体拖至三楼，扔到邻居家二楼露台。案发之后，熊某某照常上学玩耍，表现无异常。

2016年11月，杭州一纺织厂宿舍发现命案。一名11岁男孩杀死一名7岁男孩。当警方找到凶手时，凶手正准备潜逃。杀人的起因是，7岁男孩指认凶手偷钱，招致报复。

这是近几年媒体有报道的未成年恶性杀人事件。这类犯罪事件很敏感，相信有一些案件未被报道。这些案件的结果令人沮丧。他们杀人不用偿命。至于低龄童的偷盗、抢劫、伤人，最后没被追究刑事责任，案例更是多不胜举。

这世界注定有反社会的疯子，他们或是天性残忍、毫无共情能力，或者环境影响，心理变态。天生反社会人比例极低，很难防范。可有一些少年犯，他们是在评估利弊之后，才做出杀人的选择。他们会蓄谋，会隐匿证据，会反侦查，很多人知道法律规定。「14岁以下杀人不用判刑」，他们知道自己有护身符。

2018年底湖南两大杀亲案件，再次轰动全国。恶少年杀人以后，没有收容教养，没有进少管所，只由家长领回，就像他们在学校捣乱之后的结果。对一些网吧里素有恶习的少年来说，这无疑是一次后果恶劣的「普法」。

我没任何指责当地执法机关的意思。事实上，他们的做法完全符合法律规定。《刑法》第十七条规定：「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

现实生活中，由于缺乏配套法规，政府收容教养不满十四周岁未成年人非常罕见。「领回家教育，重新安排上学」，这确实是通行的做法。

湖南两大杀亲案发生后，法律宽纵恶少年引起民众强烈不满。很多人提出，应当修改法律下调刑事责任年龄，决不能让小畜生们逍遥法外。对于这样的民意，司法和律师界总是嗤之以鼻。他们认为，法律自有道理，不是什么犯罪都追究，再小的孩子犯罪也追究，还将法理和人道吗？法律让民意牵着鼻子走吧，这不是法律民粹吗？等等。

我不认为主流精英的法律视角一定正确。一些所谓「人道主义」「轻刑罚、重教育」的思想恰恰是对法律精神的玷污。我的主张是：支持降低甚至是废除刑事责任年龄，对儿童犯罪也进行责任鉴定。

法律的本义是追究责任，寻求正义。犯罪人主观（英美法系称「犯意」）一直都是最重要的考量。凶手对行为和结果的认识，对危害性的认识，本人恶意和危险性，这些都要考察。简单划一条线，低于14周岁无责任——这种判定方式恰恰是最粗暴武断，也有违法律精神。

想理解这点，可以看一个英国著名案例。这也是英国史上罪犯年龄最小的谋杀事件。

1993年，2岁幼童詹姆斯·巴尔杰（James Bulger）在超市门口等待母亲时，被2名男孩诱拐，这2名男孩分别是威纳布尔斯（Jon Venables）和汤普森（Robert Thompson），都只有10岁。两人将巴尔杰诱骗到人烟稀少的公墓，对他残酷虐待。往脸和眼睛抹油漆、喂吃电池，性虐生殖器。巴尔杰遭两人虐待致死，两人为了灭证，把他的头埋到铁道碎石中，让火车将尸体碾成两半，伪装成意外事件。

英国被判刑入监年龄最小的罪犯，此案同时打破一些“保护未成年人隐私”惯例，公开了罪犯相貌。

案件侦破后，舆论公愤。英国没有刑事责任年龄的明确规定，只是此前有惯例，7岁即可起诉。当两位10岁凶手站在被告席，还是引发争议。

辩护律师称：两人还是孩子啊，他们对所作所为，并没有正确的认识。要关注他们背后的心理和成长问题，而不是惩罚。这也是所有刑事责任年龄论者最常用的理由。

由于未成年人和隐私保护法，两被告的相貌一开始没被公开。欧洲人权委员会也表示关注，他们担心两少年犯会受到不公正待遇。一起谋杀审讯案，演变成对审判合理性的质疑，这让很多人感到愤怒。500名示威者集结法庭之外，高举受害人照片，要求重判。

公诉律师请出权威的儿童精神病专家作证，通过各种手段证明：两名男孩「完全具备分辨是非的能力」。警方出示了长达20小时的问讯录音。证据显示，两名男孩知道在做恶，却不以为然。他们还有毁灭证据，阻碍侦查的企图。两人顺从律师的辩护策略，全程缄默，可见心智健全，内心冷酷，完全缺乏怜悯和忏悔心。

当庭法官称这是一桩「极度邪恶和野蛮的犯罪」。两恶童被判8年监禁，民众抗议，最高法院接手此案，刑期增至10年，仍不能平息怒火。《太阳报》向内政部提交一份拥有2.8万个签名的请愿书，要求严惩凶手，内政大臣又将两人刑期增至15年，这才完结。

此案在欧洲人权委员会干预下，两名恶童没有服满刑期，就提前出狱。这个结果多少让人沮丧，不过，英国法律对「犯罪责任」的追索，体现得淋漓尽致。不会因为你年纪小，就一定没有责任。只要能够证明，在当时情况下，只要你知道什么是恶，知道在作恶，就需要承担责任。不一定是「一命抵一命」，就是要判定你有罪，给予你一定刑罚，而不是逍遥法外，让外界无可奈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首先要做到：小孩子没有杀人的特权。

英国法律思想具有强大的输出力，他们此前殖民地大多继承了英国人在刑事责任年龄方面的做法。这些地方大多没有规定刑事责任年龄，或规定一个极低几乎没有儿童犯罪的年龄（比如5岁或7岁），再根据犯罪时状态，进行认定。如果顽劣无知，意外致人死亡，也许就不起诉；如果是故意杀人，凶残恶劣，一定追究到底。

现在全世界国家和地区，刑事责任年龄规定最低的国家，大多都和英国有很深的渊源。人口超过1千万的国家和地区，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南非等11个国家将该年龄定为7岁。中国香港此前规定7岁，现在提升至10岁。美国35个州未规定刑事责任年龄（这意嘻着，年龄再小的小孩子犯罪，检察官也有权起诉），有此规定的，最高也不超过10岁。

各国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

美国各州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确定

大陆法系国家对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比英美法系国家高得多，普遍在12岁至14间。德国法系幅射的德国、意大利、奥地利、日本、韩国、中国台湾，都把刑事责任年龄定在14岁。法国及其影响下的前非洲殖民地国家，基本为13岁。西班牙和葡萄牙定在16岁，实在是太高了，巴西则直接定在18岁，高得匪夷所思。

值得一提的是，地处不列颠北部的苏格兰，属于大陆法系。他们大概是是受英国法影响，将刑事责任年龄定在8岁，堪称大陆法系的异类。中国和东欧国家受苏联法影响很大，规定的年龄为14岁，在国际上属于较高水平。

各国规定不同刑事责任年龄，并非出于人类心智差异、国情区别，而是法律移植的结果。越不关注刑事责任年龄，就要在具体案件里，进行特别论定。从个体角度入手，追究每个少年犯的当时状态。那些恶性少年犯越也不太可能脱罪。

由此可见，中国刑法规定14周岁的刑事责任年龄，没有什么不传之秘。这不过是国家立法过程中的武断。本着各种理由为「14岁才能判刑」辩护，他们如何回答：为什么其他国家是12岁，有些国家是10岁？所谓「法律精神」，就是国家怎么规定，就该怎么听？

我主张，刑事责任年龄应大幅降低。少年犯该不该追究，具体案件会有具体的认定。这样有利于惩罚犯罪，实现正义。从社会治理角的角度，根据恶行判罪，远比看年龄靠谱得多。

2004年，不满13岁的赵某某强暴同村14岁的女孩，由于赵某某「未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仅由其法定监护人向被害人部分赔偿医药费，赵某某当庭被释放后，次日闯入女孩行凶报复，杀害女孩的母亲，被判处一年半劳教，不久再次被释放；

2009年，未成年人黄某某、王某某因盗窃因为被某网吧保安员扭送到当地派出所，拘留几日后被释放后，黄某某、王某某等3人驾驶面包车劫持保安15岁女儿，轮奸后对进行其他人格侮辱；

2010年，未满14周岁的韦某，曾于在广西掐死一名男孩，未负刑事责任；2011年，他又持刀伤害一名小女孩，被判6年；2015年，19岁的韦某减刑释放再次作案，在广州杀害一名11岁女孩；

这个世界有纯粹的恶人。他们或是基因天性里有冷血无情的一面，或是社会环境使其心理扭曲，早早具有反社会的人格，这些人的犯罪恶行，就是是向外界显现出他们的危险性。这些都是要直面的现实。

法律不仅没有惩罚他们，也没将他们隔离，这会给其他人带来巨大的危险。法律放纵还给了他们明确的信号：反正没有人管，那就再干一票吧。类似案件的发生，已不是一起两起。这种错误的、危险的法律信号，已经造成很多悲剧，是时候关掉它了。

许光洪：教育病根在教育之外

许光洪 荟思想7 昨天

历史滚滚烟尘，裹挟着所有人，只不过每个人扮演的角色不一样。

今日之教育的种种不是，大体也如此。

一、教育是大家的事，人人责难教育不必大惊小怪

每年以高考为开端，无论是学前入园、划片读小、小升初、初升高，还是大学毕业后考研就业，系列面试、笔试，搞得全家鸡犬不宁，整个社会高度地密集地全覆盖地关切。几家欢乐几家愁。笑也好，恼也好，都有话说，七七八八，归总起来，直指教育不好。

今日教育的确是弊端丛生，诸如入学升学不公正、教学考试僵化呆板、上课不讲下课乱补、高价择校、划片招生和学区房猛涨、农村撤校并校，不胜枚举。上至庙堂，下至乡野，谁都不满意，谁都能数落出几条不是，谁都可以开出几味良药。更难见的，教育改革从未停步，其定位和目标之高，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改革涉及面之宽，从教材编写到课堂方法，从教师待遇到学生家长义务，从价值传递到行为规范，白纸黑字，条条款款皆有；改革力度之大，一声令下，进度督促、财物审计、责任追究，多管齐下，等等。下了这么大力气，按理说，教育是越改越好，越办越让人民满意，可问题越来越多，骂声越来越密集、越来越难听。

大家对教育不满意，当然首先在教育。但真的在教育吗？未必。因为，教育不是单纯的教育，教育是个人的教育、家庭的教育、社会的教育。正因为教育属于个人、属于家庭、属于社会，教育才能成为真正的教育。换句话，教育绝不只是教育管理者、教育工作者、受教育者的事情，是每个人的事、每个家庭的事、全社会的事。如此一来，人人说教育，人人骂教育，恰似说明，人人关切教育、忧心教育。这是件大好事，说明今日之教育还有救。真到了谁都不言语、不关心的时候，不是教育玩完了，是自己、家庭、社会玩完了。

二、教育功利人人有份，越关注教育越偏离教育本质

不满意教育的毛病出在哪里？固然有教育方法、管理、政策措施的不足，这是技术层面的问题，但主要出在教育理念、教育目的的偏差。教育的基本要义和基本功能是教化育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教化育人，就是通过知识传授这个载体，让人明大德、亲黎民、达到至善的崇高境界，于己于家于国于天下皆有益。而今日之教育，简单化肤浅化，不单停留在知识技能传授这个载体上，还进一步把知识技能获得与知识技能使用划上等号，也就是与就业谋生挂钩。教育、知识学习肯定离不开谋生，连衣食住行都解决不了，何谈教化育人？但简单甚至粗暴地把教育与就业挂钩，教育必然走向功利化。这就是不满意教育的病灶。

教育从来不是自娱自乐，不会也不可能脱离现实发展的需要。千百年来，教育与就业谋生关联在一起，学而优则仕即如此，精英教育时代也如此。为何那些年代没有指责教育功利化呢？反观今日教育，其功利化早从找一份好工作，倒推到上一所好大学、学一个好专业，再倒推到上一所好高中、好初中、好小学、好幼儿园，以及有一个好出生。这个过程中，就是一个拼，拼分数，拼钞票、房子，当然要拼爹拼爷，怪象不断。对教育是什么、做什么，早忘掉了，或者说不愿提了。

谁造成教育功利化？在教育和就业谋生这根链条上，供需双方似乎都由不可推卸的责任。作为社会用人单位的需求方，提出德才兼备的择人条件理所当然，但要选到忠诚能干的人不易，成本低、效果好的途径就是到名校选人、到好单位挖人。作为个人和家庭，有一份高收入且体面稳定的工作期望天经地义，要达成目的就得读重点、上名校。作为供需双方链接的教育机构，不管是管理者还是承办者，把学校办好、吸引更多学生和家庭来就读，也是生存之道、职责所在。这样看来，教育功利化，个人、家庭和全社会都有责任，但好像都不该被打板子。人人有责，必然无人担责。问题出在哪？还是在对教化育人的认识偏差、践行偏差，在把教育等同于学校，把个人、家庭、社会的完整教育简化为具体的教育机构。这样下来，老师被指责，学校被责难，教育管理机构被责骂，毫无不奇怪了。

教育的严重功利化，折射出今日之教育尚未形成现代体系，尚未彰显现代教育价值观。教育没有步入现代化轨道。

三、教育功利难以避免，教育传统不厚实和转型阶段各种大政策叠加造成今日教育之局面

回望这些年的社会经济变迁，教育走到不满意的今天，其实是人口政策、改革开放政策和市场经济体制叠加，又混同教育传统的缺失、断代，共同加速造成的。这是时代的问题，当然是个人、家庭和社会趋同的问题。

首先，农耕时代的教育受众面十分狭窄，功名教育与家庭教育的割裂，致使教育传统不厚实。耕读传家是中国人，从个人到家庭、家族再到地区乃至整个社会的优良传统。遗憾的是，这一优良传统仅限于少数人，且是典型的功利，光宗耀祖、流芳百世既是家庭家族也是个人奋争的动力。在生产力低下的农耕时代，占大头的自耕农、雇农和手工业者终日为温饱而奔波，祖祖辈辈过着放羊孩子的生活，无力也无心识字读书。即便是小地主小商人家庭，让孩子识字读书也无非是能够记账管帐而已，远没有兼济天下的念头。受于传统礼教和乡规民约，农耕时代大多数家庭的淳朴教育有助于稳定家庭和社会，但显然不利于推动发展，典型的自给自足，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温饱而已。这种状况持续了千百年，即使走到今天，无论城乡，对大多数家庭而言，耕读传家是概念和期望，真要细说家教家风，大多语焉不详。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况且，耕读传家过分看重功名地位，远没有把识字读书看作人的精神需求，没有把识字读书这一重大精神生活作为人的天生需要，更不可能把教育作为改变生活、改变社会的重要推动力。所以，读书无用论还有市场，全民阅读、书香飘万家成为连年提倡的活动。

其次，步入改革开放的转型时代，实行计划生育的人口政策，既为新生一代接受正规教育创造了物质保障条件，又使家庭给予教育更多期望。一改多子的过重家庭负担，只生一个，无论城市家庭，还是农村家庭，都能保障学龄孩子上学，无须过早承担家务劳动。特别对广大农村家庭，由于城乡户籍限制，农民进城的主要途径靠升学，一旦经济条件好转，为了下一代过上更好的生活，支持孩子上学的愿望更强烈、动力更足。多子家庭变为独子家庭过程中，父母的关注点也由多个变为一个，联系到未来家庭财产的处置和养老等问题，过去父母与多子之间的长幼、能力高低比选，演变为独子时代的父母与子女的单一对应，溺爱、包办等家庭教育问题接踵而至，并随着而后家庭财富积累变得越来越突出，及至出现啃老之类的事情就不奇怪了。正因为今天一切奋斗为了一个、明天一切安排指望一个的依存观念迅速建立，计划生育家庭对子女的教育不再是简单的识字读书，而是过上比自己更好的生活，不再是简单的升学，而是考更好的大学。如此一来，读书不只是学生和老师的事情，教育也不只是学校的事情，而是家庭的大事、社会的大事。家庭参与教育，天经地义，本是好事，问题在于赋予学校、教育太多的要求了。这个要求不是孩子的全面成长，而是若干年工作后的薪酬标准。

再有，改革开放不但迅速让人们摆脱贫困，还较快地积累了财富，形成了财产观及理财观。谁也不会预料到，一个家庭联产承包制在短短的三五年内，解决了大多数人吃饭问题，而且大多数家庭都有余粮。而后的乡镇企业和个体私营经济发展，以及国有集体企业搞活与价格冲关，系列变革搞活了经济，丰富了生活。对普通家庭而言，如果说改革开放前二十年属于资金概念，也就是数钱状态，到了房改启动，资产真正进入百姓视野。从资金到资产，家庭的经营生活观念发生变化，对教育的看法和期待发生更大变化。这个变化不是让教育回归到人的生活部分，而是简化创造更多财富、更多资产。这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变得更坦然、直接。

接着来的，就是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发展活力有目共睹，但对转轨过程中的教育、医疗等公益事业冲击不可忽视，最糟糕的莫过于所谓的教育产业化。教育产业化首先是高校扩招，人为地加速了大学普及进程，降低了教育质量，裹胁了更多家庭。然后是教育地产兴起，即在城市快速扩张过程中，本由政府和社会共同承担的教育资源同步扩张，简单地通过开发商转嫁给家庭，学区房、教育城由此横空出世。再下来的海外留学，从花大钱上国外普通甚至野鸡大学到低龄化留学，再到办国际学校、国际班，五花八门。这系列恶果，不只是搞乱了学校和教育自身，还加剧了家庭、社会对教育认识的扭曲，即投入产出论大行其道。教育与投入产出绑在一起，何谈教化育人。当然，从高校扩招到教育地产、海外留学，家庭这个巨大的多元化需求，功不可没。

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家庭结构变化，改革开放尤其是市场经济带给家庭财产积累和经营观念更替，极易侵蚀传统家庭教育的薄弱根基，干扰社会教育走向，由此产生以投入产出而论的功利教育。所以，不要简单就教育责难教育，特别是不要责难教育工作者。

四、回归教育初心，百年树人既等不得更急不得

教育，由学前到中小学、大学、研究生、成人教育的纵向链条也好，由家庭到学校、工作单位、整个社会教育的横向区块也好，根本在树人，树立好的品格、素养、技能。作为教育的主力军，学校教育当然责任担当更大。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处在转型时代，这句老话，不但要常说，更要实作。如果这一理念不能自上而下贯穿下来，教育功利化必然越来越严重，耽误的不只是自己、家庭，还有社会和国家。由此，仅靠学校教育完成百年树人之重任实在不堪重负，家庭教育和全社会教育理应跟进，人人受教育，时时做好人。这是教育去功利化的根基。否则，无法抵御市场化特别是资本对教育的冲击。

教育去功利化，首当其冲要改革的，不是现行的考试招生制度，而是选人用人制度，因为这是源头，是家庭对教育投入产出的直接算计。遗憾的是，现在被称为国考的国家工作人员选拔，无论笔试面试，其僵化呆板胜过高考，还美其名曰规范化科学化、公平公正考试。以国考为标杆，企业和其他机构选人看似以聘用为主，实则多半看学历背景，当然还有关系。充分发展人才市场，包括用人单位合理的选人用人机制，既有助于学校教育的改革发展，更有利于形成持续释放的人才红利。至于学校教育改革，从教材到教学，从课堂到社会，从教师职称到薪酬，从公办到民办，稳步推进，切勿犯教育产业化的急毛病。

当然，教育去功利化，更要看家庭，看家庭对教育的态度。人是家庭、社会的主体，其做人的立场、价值观念，关乎个人的成长，关乎家庭、社会的发展。毕竟，教育是精神生活，不能用投入产出来衡量。不管家庭教育，还是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人在接受技能培训、知识掌握过程中，正心修身，进而获得更宽的视野、更大的格局、更高的追求。德才兼备，这是教育的追求，也是人穷其一生的境界。

本文转载自“爱思想”

作者：许光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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