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间的信任应由制度设计重建

医药经济报

■贺昊

　　有媒体报道，山东省寿光市市民郭盼忠身体不适到寿光市人民医院就诊，却因“CT晚上关机”，延误治疗导致死亡。令人瞠目的是，死者家属为讨说法向院方人员下跪，面对跪在脚下的家属，院方竟然无动于衷。

　　面对病人家属的质疑，医院似乎总可以很轻松地加以解释，而这些解释是合理还是蒙事，或是专业欺骗，病人家属分辨不清；求助于专家，又难脱“医医相护”的嫌疑，有谁会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开罪自己的同行？纯粹立基于道德的事实追究，不是百分百靠得住，完全无视道德风险的存在，其实就是对弱者利益的漠视，是对强势者的退让。

　　当今的社会，尤其是医疗领域，强弱完全取决于对信息的掌控。对弱者的保护，必须借助于制度的设计，通过制度的强力迫使那些信息强势者放弃这一优势，从根本上使信息弱势者可以与其处于同等位置，这应该就是所谓的制度公平。

　　在医患纠纷的事件中，医生、医院是信息强势方，病患、病患家属是信息弱势方，这两者之间出现纠纷的处理，目前来看，相关制度设计是有问题的。首先是制度并没有让信息强势者放弃其信息优势，相反，信息不对称更加严重。比如针对医疗事故的所谓专家鉴定结果，病患根本明白不了。其次，道德风险没有规避、降低，而是从一个人转移到了另一个相关人或一群相关人身上。这样的制度设计，无论是其制度本身还是实施的结果，都是不理想甚至是令人失望的。我们可以从这样的制度设计管窥到制度设计者的局限性，其对自身的道德要求并不高，没有勇气真正面对放弃信息强势的本质要求。为了保护自己，保护相关人群，在已凸显自身道德水准不高的前提下，仍将个人道德设为处理问题的根本，这样的法制语境实在是可笑。

　　因此，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医患之间的纠纷，甚至医闹，就必须对相关制度进行重新设计。而其重点应该有两项：一是取证，二是认证。取证环节应该是医生自证，即医生是否存在过失，应该由医生自己来证明。认证环节则不应该由所谓专家来承担，而是应该由相关管理机构从民间随机选取普通人来承担，这些人与医院、医生、患者、患者家属等都无任何关系，是比较纯粹的第三方。医生为了证明自己无过失，必须在这些可以称之为“认证员”的人面前为自己辩护，要让自己的辩护有效，医生就必须使用能让这些“认证员”听得懂的语言进行陈述，否则，就会对自己不利。这样，就迫使信息强势者必须放弃自己的强势。而“认证员”们在听取了医生的陈述后，可对医生是否存在过失作出判断，相关管理机构据此判断作出对医生的处理决定。相比医生对医生的评判，随机选取的这些“认证员”们出现道德风险的可能性要小很多。

　　其实，这么一种并不见得有多高明的方法，为什么在目前的纠纷处置上就不能加以施用？不愿放弃信息强势地位，并进而可以操控结果的思想，在制度的设计者那里已根深蒂固。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准，并规避自身的道德风险，对制度的设计者来说，怕是比制度本身是否完备、是否公允，更加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