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愚蠢的“文学理想主义”
我愚蠢的“文学理想主义”
按：旧文，作于三年前的夏天，很多看法和观点其实难免都改变了，但我希望这篇文章的基本精神还是在的：希望“文学理想主义”的回归，希望这一理想主义的最有力的承担者现实主义与批判现实主义的回归。
这是一个文学几近死去的时代，正是在这个时代，重新寻回失落的“文学理想主义”显得尤其重要。中国有“文以载道”的传统，在这个时代重新激活这个传统是一个重要的文学实践，以此为基础重新评价六十年代和九十年代，重新摆正社会的主流价值，是一次新的价值重估运动的契机。至少，它可以重新树立起“作家——读者”的伦理关系，而不是将这种伦理关系简化为商业逻辑的“（作品）卖家——（作品）买家”的关系。
一
我人生中第一次认真对待过的理想就是当个作家。我从小学就开始写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那时候就构思过很多部长篇小说，但没有一部能够写完的。而且我自小构思的小说都特严肃，并没有孩童的天真浪漫，相反特别老成。我还有印象的一个是想写一个护林人，讲他怎么一辈子都远离世俗，与树木为伴，过着怡然自得的生活，最终老死于林间的故事。第二个是想写一个邮差怎样生活，他怎么在农村和城市间架起沟通的桥梁，其实是想通过邮差写很多发生在人和人之间的小故事。现在看来，我所构想的邮差和护林人的固执和坚守，倒成了我自己的一个隐喻。
那个时候之所以相当作家，就是觉得作家特别了不起。他可以写出那样感人至深又引人深思的故事。他可以通过文章来颂扬真善美，针砭时政，介入社会。那时候最欣赏的就是托尔斯泰、高尔基、巴尔扎克这样的现实主义作家，尤其喜欢那种气势恢宏的皇皇巨著。那时候看书和现在很多人看美剧是一样的，停不下来，而且喜欢的段落会反复看。初中时印象最深刻的书是《绞刑架下的报告》，是一个捷共党员被捕后在狱中写下的，字字千钧。还有高尔基的《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以及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可以说这些文学作品塑造了我对文学的基本感知，奠定了我在今天提出寻回失落的“文学理想主义”的基础。
“文学理想主义”是和特定的文学青年形象相联系的，像张承志《北方的河》里的“我”，对着黄河大声朗诵自己的诗。文学青年是理想主义的，不向世俗低头，不向丑恶让步。“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文学青年又是多愁善感的，爱情的柔肠寸断，社会的不公，黎民的苦难，都在他们的诗篇里和故事中化作哀怨的低语或凄厉的嚎啕。就此而言，文学理想主义或许永远都不会真正消亡：只要有人还有起码的良知和怜悯，只要有人还会选择将这种良知和怜悯表达出来，文学理想主义就不会死去。
二
即使文学理想主义不会死掉，也还是会失落，会被湮灭。沿着今天一路往上走，寻找文学理想主义的遗踪，我们遇到了九十年代，一个“躲避崇高”（王蒙语）的年代。继续走，我们遇到了“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遇到了在今天实际上处于失语状态的六十年代。
托克维尔讲法国有“文人政治”的传统，这和中国很像。陈寅恪曾说：“西洋各国中，以法国人和吾国人，性习最为相近。其政治风俗之陈迹，亦多与我同者。”文人非常激进地介入政治导致政治上的理想主义。近代中国的价值重估运动正是发端于文学界，不是哲学也不是政治学，而是文学对封建传统进行了最尖锐的批判。此后的左翼文学、解放区文学则在价值重估的基础上进行了价值构建运动。而到了八十年代，对文革的评价和反思，也即另一场价值重估运动，实际上也先发端于“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不论是二三十年代左翼椅思潮，还是八十年代的人道主义思潮，中国近现代的价值重估总是由文学开始。而价值重估意味着对旧有价值的否定，这种否定只能在特定的价值判断下做出，总体现着理想主义的要求。它总不会像我们今天，没有办法想象新的价值，一切都是相对的。像科耶夫说的，历史终结处的我们只会“重返动物性”，只剩下爱欲冲动的释放，追求一切让人快乐的东西，想象新的价值，理想主义的追求，都不再可能。无论今天怎样评价八十年代，那种理想主义，那种发自灵魂的对解放的渴望，那些激动人心的文学作品、遍布社会的文学社团和激情满满的文学青年，确实构成了一个今日已经不可能的独属于八十年代的“文学政治”风景线。
如果说八十年代在人道主义的基础上对旧有的权威体制进行了激进的批判，那么，九十年代的私有化浪潮则在推动商业逻辑进一步发展的前提下逐步消解了人文主义精神。所以九十年代出现了关于“人文精神”的大论辩。此后，商业逻辑高奏凯歌，文学被剥离了政治维度，只剩下私淑情感的“下半身写作”。理想主义成了贬义词，文学青年与神经病无异。所谓文学，也成了“站在艺术的高度耍流氓”。
三
文学梦从小学做到大一，终于感到了彻底的无力和幻灭。大一时还构思过一部小说，写了十几章数万字后不了了之，手稿也已不知去向。也曾写过诗，从高中到大一，多是写个人的情感和思悟。文学梦到大二戛然而止，因为文学的无力感我最终转向了哲学和政治学。当然，并不是说哲学就没有无力感，但哲学已经习惯了无力感。相传西方的第一个哲人古希腊的泰勒斯夜观星象不慎落入泥坑而被一个婢女取笑，以致海德格尔几千年后还耿耿于怀地将哲学定义为“人们本质上无所取用而必为婢女取笑的那一种思”。苏格拉底的生命，柏拉图的“洞喻”同样揭示了哲学和哲人的悲剧性，以至于施特劳斯也在几千年后提出“隐微写作”来防止“政治迫害”。甘阳和刘小枫引介施特劳斯，中国几年前的“施特劳斯热”，尽管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批判，但同情性地理解，背后或带有真诚的知识分子对自身的无力感和幻灭感。
但是社会的进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不能仅靠一小撮真诚的知识分子。哲学和政治思想的研究，终究是平息狂热的怀疑主义，但社会不是凭借怀疑主义而存在的。哲学和政治思想可以激进地对任何一种现实提出批判，但人类终究要活在现实里。如果任何一种文学的理想主义都被哲学或政治思想的怀疑主义判为另一个The Matrix，一切现实都是这一个Matrix和另一个Matrix的区别，理想主义还有什么价值？吴冠军在华东师大的“拉康与当代激进左翼”的讲座上被刘擎追问拉康理论的“自我指涉”和“价值判断”问题，他几次都是躲开而不是直面问题，使吴冠军老师为难的正是怀疑主义最终会消解理想主义的问题：如果人类终究无法达及或穷尽真善美，理想主义是否还有必要？如果任何一种对政治制度的“善”的正面描述都只是一种话语的造物，与真实的“善”之间有着人类不能逾越的鸿沟，理想主义是否还有必要？如果没有，那么鲁迅在《狂人日记》中的疾呼便没有存在的必要。即便封建制度是“吃人”的制度，又何曾有过“不吃人”的制度？是以不需疾呼——
“救救孩子！”
这便是今日的价值相对主义，但价值相对主义包含着一个“绝对”，就是价值相对是绝对的，“相对”本身不能“相对”，“相对”本身必须是“绝对”的。在这个“变态”的价值相对主义的带领下，崇高变成了伪善，下流变成了真诚，穷人意味着无能，而富人是理直气壮的赢家，你弱你有理？你穷你活该！社会就是不公平啊，又怎样？过把瘾就死，玩的就是心跳，咱是真小人，不做伪君子。不仅是颠倒价值，而且是理直气壮地颠倒价值。李安的《色戒》里，王被易蹂躏达到高潮，死心塌地地爱上易，不惜断送革命事业。张爱玲说，到女人心里的路经过阴道。原来，被蹂躏至高潮都只是表象，到达心灵才是实质。梁的性虽然温柔，王却毫无感觉，易的性粗野，对王而言却是“经过阴道通向心灵”的爱，爱上汉奸并背叛革命可以如此分分钟洗白。李安说，《色戒》有关占领和被占领，那么，王和易的两性关系不就是一种隐喻，表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易对王的蹂躏）仅仅是表象，实质却是促进中国民族意识形成，现代化发展（从SM升华到爱情）?
价值的虚无和相对，正是文学理想主义失落的最大原因。至于当代社会的技术发展、娱乐工业、工业化写作对文学理想主义的伤害，我已不愿多说。当传统的“作家——读者”关系被商业逻辑的“（作品）卖家——（作品）买家”关系所取代之后，作家的良心、人格、思想不再重要，读者的回应、批评、收获也无足轻重。作家与读者之间的心灵相通、相互学习的伦理关系被简化为商业关系，并以“成本——收益”计算来衡定。但作家和读者之间的伦理关系，不可以简化为供方和需方的商业关系。
四
也许很多人都内心都有一个文学的梦想，这样的梦想不会仅仅是饮食男女、玄幻穿越或者“霸道总裁爱上我”的戏份，也不会仅仅是后宫权术、韩国欧巴或者“灰姑娘嫁给王子”的情节。这里需要明确指出的是：“文学梦”、“文学青年”，甚至“文学理想主义”，如果说依旧存在的话，它一定是激进地超出现实的意识形态矩阵的。它的失落，也恰恰是因为这一点：它越出现实的意识形态矩阵，就意味着自杀；越出人类所编织出的“现实”之网络的同时，它就成为缺乏现实感的事物。文学在人心中之所以愈发变得飘忽和渺茫，其奥秘也正在于此。
但人类需要这种“自杀”，需要这种现实感不足的所谓“幽灵”，因为“幽灵”是不定型的，不占据现实的权力关系序列的任一位置。因而，当此“幽灵”出现，就是对现实中总是趋向于固化的权力关系的激进批判。当代大陆新左派的旗手汪晖老师早年研究鲁迅，后入中国思想史和革命史研究，近年来提出要“死活重温”，号召以鲁迅的“鬼眼”来观察今日之中国，这正是在为“鲁迅”招魂，正是一次激进的对“幽灵”的召唤。
现实可以改变，因为被当做现实的，本就是人的产物。当人拜倒在自己的产物之下，将现实当做不可对抗的事物，这里就发生了马克思所说的“异化”。之所以要寻回失落的“文学理想主义”，正是要从文学的出发，以理想主义者的信念不断地再造现实，以防止现实滑入压制性体制的泥淖之中。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理想主义并不代表着相信某种绝对真的真理，绝对善的道德和绝对美的艺术，而是即便不知道绝对的真善美是否可能依旧激进地去追求它。寻回失落的“文学理想主义”，就是为了真正地践行“生活不仅有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所谓真正地践行，就是拒绝将“诗和远方”理解为中产以上的生活情调和旅游经济包装精心包装的鼓浪屿、西藏或者丽江，拒绝将“诗和远方”理解为消费社会中制造社会区隔的符号性消费，以长期习得的中产消费品味和旅游消费作为自我认同的手段，拒绝用“诗和远方”来合理化“眼前的苟且”，拒绝先忍耐“眼前的苟且”，尔后享受“诗和远方”，拒绝将“眼前的苟且”和“诗和远方”清晰地割开。相反，要用“诗和远方”激进地批判“眼前的苟且”，因为对于人类（而非对个人）而言，并没有眼前/远方的区别，我们只不过是在别人“眼前的苟且”中享受“诗和远方”，也不得不因为别人要享受“诗和远方”而忍受“眼前的苟且”。这样，你和他人的苟且，提供给对方“诗和远方”而合理化了双方的“苟且”。而作为整体的体制，却在你的苟且（即他人的“诗和远方”）和他人的苟且（即你的“诗和远方”）中获取利润。
在今日，寻回失落的“文学理想主义”，就是要寻回敢于（符号性）“自杀”的真正崇高的人，质朴的人，单纯的人，一腔热血的人。他要能抵抗消费社会的侵蚀，敢于坚持，不惧嘲笑和讽刺，真诚地相信并践行着：
文学可以改变世界。
不论你信或者不信。
忘诗先生：九零后，男，本科习文学，研究生习哲学。好舞文弄墨，偶附庸风雅。却不强说愁绪，无病呻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