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洞主

中国教育的病症，被视为一个大话题。

到目前为止，我看到最为透彻与深入的著作，是社会学家郑也夫的《吾国教育病理》。

在郑也夫看来，如果用一个流行词汇概括中国教育的病症，那就是“应试教育”。

应试教育，简言之是以应对考试为目的的教育模式。有人说，我国教育的方向已经在向“素质教育”的方向转变，但事实上，那只是一个理想化的说法，我没见过哪所学校不以“考高分”为最高目的。

应试教育的痼疾有目共睹，而郑也夫对此进行了系统化的梳理。

应试教育的荼毒

《吾国教育病理》一书从五个切入点探讨应试教育的危害，分别是智力、情绪、意志力、兴趣、创造力。

①智力

关于人的精神世界，有两种“三位一体”的说法，第一个说法源自社会学家潘光旦的一篇文章《大学之解》，文中说，“所谓整个之人格……至少应有知、情、志三个方面”。后文中他明示，知情志三者，即为：智力、情绪、意志。

在美国动物学家坦普·葛兰汀（Temple Grandin）的著作《我们为什么不说话》一书中，作者从生物学的角度证明，人类进化出的三个层次共存于人类的大脑中，分别司职智力、情感、意志力。

先来看智力。中国现代教育对智力重视过度，为此提供大量师资对学生进行知识上的讲授。讲授作为一种“教”的方式和一种灌输知识的手段，它的本质功用在于，提高学生对知识数量及其关联性的被动记忆，而非提升自主性的学习能力。

教和学，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自古深明教育原理的人，都知道主动的学习，才是一个人能力成长的根本；至于“教”，它无非是激发和鼓励这种自主学习的一个外界助力。

一部《论语》有 56 个“学”字，如“学而时习之”“吾十有五而志于学”等等，都是在强调主动学习的重要性。潘光旦也认为，只有自主学习，才能举一反三，得到属于自己的知识。

我国应试教育急于提升智力，从讲授到考核，检验的都是被动学习的记忆成果，至于对自学能力的培养，则完全是空白。

拿我的经历来说，从初中到高中，如果我看的书无关考试，周围总会有一些同学投来疑惑的目光，他们不理解我为什么看这些没用的书，甚至觉得这简直就是荒度光阴。即便到了大学，我也时常见到很多刻苦的学生，他们为了考研，阅读大量可能涉及到的书籍，当然偶尔也会看一些闲书——他们告诉我这是因为累了，想放松消遣一下。

他们不会主动学习，如果学习，那是因为考试需要他们这样做。这样的人与其说不具备主动学习的能力，不如说他们已经无法形成主动提升自我的意识。

②情绪

我们常常用“情商”这个词描述一个人支配情绪的能力，而应试教育抑制了这种能力的成长。

在高强度的升学压力下，学校极大地减少了学生们的空闲时间。众多心理学家已经发现，在学习之外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体活动，提供给学生们共同的时间和空间，这样可以为情商的后天发育，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

不幸的是，在应试教育之下，如球队、合唱队、夏列营等团队合作形式，许多地区在大学以前几乎是不被允许的。

上大学后，我问了许多来自中原地区的同学，他们的中学生活几乎被学习和考试填满，尤其到了高中，很多人都是五六点起床，上早自习，接着上一天课，然后晚自习，最后回寝室洗漱睡觉，那时，已经接近凌晨十二点。而且，因为高考不再考体育，所以初中时代仅剩的跑步时光，也一去不复返了。

虽说在学校可以学到大量知识，但社会生活中的多数问题还是要靠情感因素来解决。情绪和感受在生活决策中至关重要，比如交友、约会、婚姻等等现实问题，都不是靠一个满是知识、富有理性的头脑就能解决的。这里需要太多关乎情绪的感性体会，但这正是应试教育难以培养的盲区。

③意志力

郑也夫将意志力分为两部分：自控力和立志。

在控制力方面，由于应试教育注重于 “教”学生，这种模式使得学生少有主动学习的意识，因此中国教育实践更大程度上是“他控”，不是自控，或者说二者的混合，只不过 “他控”占据主要位置，而自控力深居一隅。

由于学习绝大多数靠的不是自控，所以当外部力量（比如考试）抽离后，这种学习便不可持续。于是你也就明白，为什么考上大学、结束了所有考试后的学生，有太多都沉溺于游戏，他们无法形成主动学习的意识和动力，同时无法理解主动成长的意义。

他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知道没有考试之后，究竟要为了什么而努力。好在他们终究要走向工作——找工作也要考试、考核，这迫使他们又鼓起了学习的冲动！

表面上看，他们与常人无异，但可悲之处在于，他们的行动，只能由外界的考察作为动力，他们生活的意义，只能由外界的评估来赋予。

一个永远没有主动行为的人生，无异于机器。如果他们乐于、甘于这样的人生，我会祝福他们，因为没有人可以评判另一个人的生活。但是，从中国教育的角度而言，“机器人”越多，教育则越失败。

与自控力一脉相承的是立志。如果一个人拥有了自主性的自决能力，他才可能认定自己要做什么事，即使未必能做成；但是，没有自我认定的过程，则断乎不能实现抱负。

孔子“十有五而至于学”，非常了不起，因为他不是因时局所迫而做出决定，他是靠自主意识立下了人生的目标。

郑也夫认为，应试教育早就丧失了在立志上的鼓舞，原因是注重低头考试的我们，半个多世纪以来将个人英雄主义扫地出门。建国后，我们的学校一直讳言成名成家，即使是名校也不敢说要培养领袖。

与之相伴而行的是集体英雄主义的宣扬，比如“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英雄本来指少数人，这种无法成立的鬼话，只能说明我国教育本质上就不鼓励产生英雄，这也使得孩子们自小明白，要为了高分努力学习，高分即是最大的炫耀资本，至于人生的大目标，早就被忽略了。

④兴趣

一个人在小的时候，会因为好奇心或兴趣，主动做一些单纯而快乐的事。这时候的自主意识使得他（她）更像一个具有性灵的人，而不是对外界产生条件反射的机器。

更进一步，当一个人由于兴趣全心投入到一种自己喜爱的活动中，就会达到忘我之境，忘记时间的流逝，此种境界被美国心理学家米哈里·希斯赞特米哈伊（Mihaly Csikszentmihalyi）称为“心流（flow）”。

不要问兴趣有什么用，且不说好奇心和兴趣带来的创造力，很可能会为人类文明做出贡献，单是因兴趣而投入自我的状态，就足够幸福，这难道不值得一个人去追求吗？（这里简单说一下，好奇心可以理解为短暂的兴趣，而兴趣是持久的好奇心）

奥地利生理学家埃里克·坎德尔（Eric Richard Kandel）通过实验表明，摧毁好奇心和兴趣的一大杀手叫做“习惯化”。

在这个实验中，婴儿看到新异图像后，会出现瞳孔放大、心跳和呼吸加速等特征反应，这说明婴儿的好奇心被完全调动了起来。可是，如果反复向婴儿呈现同样的图像，这些特征反应就消失了。

人的天性决定：反复和习惯性的事物无法激起好奇心，培养兴趣，激发产生创造力。

遗憾的是，根据 2009 年发布的“中日韩美四国高中生权益状况比较研究报告”表示，中国学生的学习时长最长（见下图）。

我们知道各国学生所学内容的多少相差不会太大，倘若学习时长过长，则意味着复习时长比重很大。由此，可以想见应试教育下繁重的课业负担，以及重复性学习之下学生的麻木与疲态。

另外有一点不得不说，那就是复读。近年来中国复读生的规模和比重一直很高，在 20 % 左右（见下图）。

据报道，2009 年河南省高考复读生数量逼近 30 万，占参加高考人数的 30 % 。长期重复性的“习惯化”作战，使得学生对所学内容的好奇心与兴趣，消耗殆尽。

⑤创造力

尽管关于创造性人才是否可以培养出来这个问题，一直众说纷纭，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应试教育不具有培育创造性人才的土壤。

应试教育扼杀兴趣，致使产生创造力的可能性减小，这点已不必多谈。此外，郑也夫认为，中华民族的主体——汉民族，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未被宗教征服的民族，相较于其他民族，汉民族内含最为深厚的唯物主义、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很少有形而上的关照和不切实际的幻想。

延续这种精神内核的应试教育，理所当然地把实实在在的分数指标、一对多的授课模式等规范，当做是最为理性的评判标准和运行原则，加之庞大人口带来的制度难题，使得这种标准和原则，普遍地适用于广大考生。

爱因斯坦、弗洛伊德、毕加索等卓越人才，往往都是脱离正轨的人，如果让他们接受中国的教育，那他们很可能中途因为偏爱独处、执拗、不合作、偏科等怪异表现，遭到排斥与打击，进而无法完成学业，取得辉煌成就。

我国统一的门槛和教学要求，容不下另类而独特的人，容不下那种超越于常规范式的鬼才怪才。

迄今为止，只有 8 位华人获得过诺贝尔科学奖，他们分别是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李远哲、朱棣文、崔琦、钱永健、高锟，只不过，1949 年以后，八人中只有崔琦在中国大陆读过两年多的小学，而其他人都没有在中国大陆大中小学的就读经历。

到目前为止，1949 年以后在中国大陆接受了 12 年中小学教育的十几亿人口中，没有一人获得诺贝尔科学奖。

创造力的扼杀，不言而喻。

如果太不幸，一个人全方位地遭受了应试教育的荼毒，那么他将是一个不会主动学习、情商堪忧、没有志向、麻木而死气沉沉的人。

军备竞赛是病原

在郑也夫看来，应试只是今天中国教育的病象与症状，而军备竞赛才是病灶和病原。

很多人都清楚，教育承担了两项功能：提高能力和改变社会地位。这二者的关联是，能力高的人占据重要的社会岗位，这无可置疑。因此，教育本源上应该提高受教者的能力。

不过难题来了，能力高下如何判定？

我们知道，长期细致的考察并不现实，从小学到大学，每个阶段的学生都数目众多，这种考察所耗费的时间成本是不可想象的。如果要从众多候选人中挑选能力出色者，目前的制度会倚靠一种简单化机制——考试。

可是，一旦挑选人才的标准极大地倚重考试，考生、家长和学校就会将注意力聚焦于考试，从而将能力的培养，局限为考试能力的提升。于是，所有人都卷入到了这场竞争之中，如同军备竞赛。

这种时候，谁能逃脱这种竞争呢？

试想，如果某个学校不赞同这种竞争模式，不以考试为最高准则，试图进行变革，那么学生的考试成绩就不会太理想，而成绩关乎升学，关乎学历，关乎前途，学生和家长能答应吗？

应试带来的军备竞赛，是一个众人共谋的局，身处局中的每一个人，都必须遵守游戏规则。即便其中有些人深知，按照规则努力，只会得到更多的“伪能力”，但同时他们也必定明白，恰恰就是这种“伪能力”，几乎决定着金钱、地位与荣耀。

问题来了，一个人可不可以把精力分出一部分，用在其他能力的培养上？考试能力差一些，是否也能得到一个将就的分数，进而得到一个一般的学历，过一种平凡的生活？

答案是，可能性不大。除非是那种天赋一流的人，他们或许能够轻松应对考试，考取名校，在收获学历与前途的同时，又能用其他时间，丰富自己考试外的能力。

现实是，大部分人不具备这种可能性。看看周围，那么多勤学刻苦之人，拼尽全力，还未必能考上个好大学，过上最一般的生活。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参与竞争的人太多（尤其是高考），而名额有限；在这种极其激烈、如军备竞赛一般的教育生态下，幸存者只能是少数。

换句话说，如果竞争压力不大，即便应试教育的模式不变，也会有不少学生在备战考试之余，提升自己的其他能力；如果学生不需要拼命竞争，也有不错的未来，那么就会有很多学校，主动设置考试以外的教育项目。

我们总听到各种言论，要求各种样式的教育改革。事实上，只有竞争减缓之后的教育改革，才有落地实施的可能。

打不破的制度魔咒

准本溯源，如果要改善应试的现状，就要缓解竞争压力，因此，解决办法不外乎两条路：一是扩大招生，二是减少考生（尤指高考生）数量。

扩大招生是一条死路。近些年的扩招对竞争压力有所缓解，但是，上大学的人多了，学历也就开始贬值。

早些年，考取大学，就能有好工作，现在呢，考取名校未必前景光明。原来一个村出一个大学生，这个学生必定受到万众瞩目，如果有金饭碗的话，就留给他（她）；现在一个村出一百个大学生，僧多粥少，好工作指不定是谁的。

所以这时候，考上名校已经变成了大家的追求，于是考名校的竞争状况依然残酷。

另外，扩招不可能无上限，如今这条路已经渐渐走到了尽头。

现在剩下第二条路：减少高考人数。

郑也夫认为，我国可以效仿德国教育的分流制，在学生 10 岁左右，根据个人兴趣和能力状况的考察，将一部分学生分流到职业技术学校学习。

也就是说，一个人 10 岁的时候，如果综合能力强于专项能力，那么就会被判定适合参加高考，反之则适合走向职业技术的道路。虽然这种制度未必绝对正确合理，但它仿佛是一个可以尝试的路径。

如此一来，高考的竞争得到缓解，同时专业性人才也能较早地被发掘。

遗憾的是，分流也面临着极大阻力。职业教育自古以来在中国就受到轻视，儒家作为中国千年的思想主体，其中“天人合一”等核心思想，总是从宏大格局出发，对于“工和技巧”视同敝履；科举制度之下，士农工商的不同社会地位渐渐奠定在大众心中……

即便到了现今时代，受传统观念影响，家长如果不是迫于无奈，也几乎不会让孩子上职业技校，他们心想，如果能考上大学，为什么还要上技校呢？

早先，一个家庭有好几个孩子，家长可能会允许其中某个孩子接受职业教育，不过从 1978 年起，计划生育政策正式写入宪法，太多家庭将唯一的孩子给予了更高期望，盼望他（他）考上知名大学。这无疑提高了本就难以实现的分流制。

也就是从那时开始，考大学、上名校，几乎成了每一个家庭的梦想，也是从那时起，竞争压力猛增，大军走独木桥之势，成为必然。

传统观念很难改变，分流之后的职业道路，注定鲜有问津。

这第二条路，可能也是个死胡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