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民为本是化解医患纠纷之根本

医药经济报

医患之间博弈的局面不可改变。要想让这样的博弈成为一个交换双方都可以接受的过程，只能是让双方的利益都处在一个相比增多的过程中

■贺昊

　　医院保卫室可配钢叉、催泪剂等攻击性装备对付“医闹”——最近，广东东莞出台的一项规定引发了很多争议。医患关系越来越被关注，一方面，患者有诸多不满，但同时，医生自己也深感委屈。医生和患者之间最难以沟通的究竟是什么？缓解医患关系又有什么比较好的处理方式？

　　患者认为医生唯利是图，医生认为患者无理取闹胡搅蛮缠。双方的不满似乎都振振有词，有根有据。可仔细推敲之下，却又是对错纠缠在了一起。这种情景在现实生活中比比皆是：母亲认为请来照看小孩的保姆对孩子不好，保姆说自己受到了虐待；业主说装修公司以次充好，装修公司认为业主不懂装修克扣工钱；雇主看员工总不尽心尽力，员工看雇主似总在剥削自己；等等，不一而足。

　　自从社会分工出现以来，因为无法养活自己而必须依靠他人的协助，使得个人的不安全感远远高于自给自足时代。“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般的悠然自得彻底远去了，取而代之的是隔膜以及隔膜后的小心翼翼、杯弓蛇影。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将分工视为财富增长的密匙，自利这一看不见的手会将社会引入和谐之中。然而，在西方发达国家迈入现代工业文明之前，分工与自利却将社会拖入了卖火柴的小女孩眼中长夜漫漫般的黑暗。中国人骨子里的自立性格，使得中国人只要有一寸可以耕种的土地，就可以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与他人则是“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宗法社会，使得大范围的社会分工无法实现，每一位国人、每一个单位机构都在构建闭合的内部循环。

　　“以邻为壑”抑制住了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给了国民所谓的安全感。然而，外夷的坚船利炮彻底地击垮了中国人自我构建的藩篱，巨大的不安全感变成了深埋心底的自卑与迷茫。多少有些被迫的社会化大生产带来的分工与对同胞的失望、对洋人与技术的顶礼膜拜相互交织，使中国进入了一个比之过往更加失却个性、试图用各种规章制度衔接人际关系、强调法制却忽视法治的“干”社会。然而，冷冰冰的制度覆盖不了人们生活中的一切，规制与规制漏洞的博弈不仅让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变得更加无助，而且，制度的管理幅度不可能无限扩张，对制度失去信任又使得这场博弈成了制度制订者们孤独的游戏，规制成了幻影，投机性的举动让需要交换的人们既尝到了甜头，也遭遇了损失。最终，社会分工与人们的自利将使这个社会变成丛林和地狱。

　　当韦伯以宗教的虔诚、忍让解释了现代工业文明的萌芽与成熟后，中国该如何度过黎明前的黑暗？

　　首先，应该是教育以及社会的透明化。如何跨越社会分工所形成的鸿沟，抵偿因信息不对称而增加的不信任和沟通成本？教育、社会的透明化，是增加社会一般知识的不二途径，也是弥合信息不对称的有效方法。中国目前对国民的教育不能仅仅局限在学校，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应该通透地成为普及社会一般知识的课堂，每个人都会因为积极参与这个社会的构建而获教、获益，并由此塑造相互的信任和对信托责任的坚守。

　　其次，彻底地消灭特权，平等应成为共识。亚当·斯密将同感作为人性美德的基础，而在叔本华的眼中，同感的存在是以人的无差别为前提的。国民之间没有差异，没有高低贵贱，国民才会在交换的时候忘掉自利。老子说：即以为人己愈有，即以与人己愈多。人们终将因其无私而成其私。那些真心为患者考虑的医生，终会因顾客盈门而获得物质与精神上的更大满足。

　　最后，应增强国家的议价能力。医患之间的纠纷，其实就是一个利益的分配问题。在每一次交换过程中，医患之间博弈的局面不可改变。要想让这样的博弈成为一个交换双方都可以接受的过程，只能是让双方的利益都处在一个相比增多的过程中，即所谓“把蛋糕做大”。要让所有的国民都接受彼此之间的交换，国家就一定要从外部获取利益。在交换成为当下财富最主要的分配方式之后，贸易成了国与国之间无形的战争。增强本国的议价能力，既可以做大蛋糕，提升国民福祉，增强国民的爱国心，提高国民之间的信任，还会因国民自信的增加而彻底地驱散国民的不安全感，如重塑医患之间的信任。

　　当然，文化以及价值观的塑造是上述步骤的内核。以国民为本为重的治理原则，将会让目前人与人之间的鸿沟填合，医患关系将日渐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