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于殊异的词语中考验着我们的洞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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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于殊异的词语中考验着我们的洞察力
——浅谈诗人陈建和他的诗写
• 张卫东 •
或许正如福柯所说的“话语场”对一个诗人写作的影响和意义，当下“中国的话语场”则意味着中国的现实语境对中国诗人写作的限制，这是每一个生长在中国的诗人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否则将直接影响其写作，甚至造成最终无法通过写作实现其文本与自身所处时代的有效对话，于是，这就带来一种焦虑，一种写作的焦虑。
但这焦虑不论是出于历史的困惑还是现实的窘迫，对于写作，川地70后德阳诗人陈建始终居于词语幽微的洞穴之中，从“小于一”开始，以其隐忍、幽默，又有些许顽逆、俏皮的姿态，从前些年的《攒美词》、《断常诗》开始，……直到如今的《海》、《小花境》，一路摸索写来。从开始的翻山越岭，披荆斩棘，穿越语言由暗到明的洞穴，到今天的顺风顺水，势如破竹，其先锋的态势，实验的过程始终处于汉语诗歌在当下某一場域的前沿。他的阅读的广博、思考的宽度，他的勤奋、孤绝的诗写以其不断刷新的文本告诉我们：基于生活的体察与想象的延展在文本中如何化解着书本的痕迹和现实的方方面面于碎片之中，而最终呈现出经验的记忆在词与句中的殊异于精微中的无数可能性。
个人认为，一个诗人，其诗写固然应该贴近生活，介入当下，尤其是现代诗，要有对时空穿透的光感与触摸的质感，但更应尊从自己的内心。 然而，如何让诗忠实于语言，又如何让诗者的内心神秘地对应于语言，这既是现代诗人的难题，同时也是新诗自身要解决的困境。 因为，当现代社会用其所产生的各种实证主义、科学主义，包括以数学和科学实验相结合的、一种机械的思维方式去解读人们现实的生活方式和看待处理艺术问题时，便可能成为种种既有框架约定下的高谈阔论，从而使身处现实中的人常常言不由衷的失去想象、激情和创造力，使孤独的情绪和寂寞的灵魂无法得以妥当安置与准确表达。所以，德国哲学家尼采曾在《悲剧的诞生》中提出：要学会用艺术家的眼光考察科学，用生活者的眼光考察艺术的主张。诗人哑石也在他的《蜜炬千枝烂》一诗中这样写到：“在诗中，不是任何力量都能轻易／说出。言语之痛，需要经过／音韵的青色翅膀隐秘地修饰、认同”。我想，可能是缘于职业习惯(长期从事燃气动力学与机械的研究和设计)养成了诗人陈建缜密的思维和细致的举止，这习惯也自然会迁移到他所迷醉的诗写当中。比如，在文本细节处理上的审慎，从而使语言张力体现于每一词语的精准构成，并使词语间内在的逻辑成立于语言的幽微之中。
布罗茨基曾说：作为语言的最高形式，诗歌从来都离不开语言的创新。这常常是我们阅读某个诗人及文本时自然要加以考量的，就像考量他的写作背景或语境一样。诗人、评论家臧棣也说：“诗歌在本质上总想要发明语言。”追寻陈建的诗写轨迹并与他从前的文本比较，诗人今天诗写上的变化恰好让我们欣喜地看到他在“语言的创新”或“发明语言”上的机敏和功力，其词语的穿透力与可触摸的质感均耀然于我们阅读的文本中。 正如前文所述，对于一个生活、写作在中国当下语境的诗人，其写作必将面临诸多语言限制所带来的困境与更为艰难的突围。 “中国当代诗人在并不自由的‘话语场’中怎么找到历史叙述的方法，从来都是一种对写作智慧的很尖锐的要求。我们必须要做到的事情是不断的寻找恰当的方式”（孙文波《随笔//八月笔记》）。而陈建在诗写中对语言、形式的选择，不论对于他，还是对于当下汉语诗歌本身，就我们所处的中国现实语境而言，我以为都是有效而卓绝的。而这，对于陈建本人，则仿佛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语言历险。
首先，与陈建较为长期的交流，尤其是对其诗写的长期追踪与文本解读，愚以为陈建的诗写在关乎当下，介入现实这一维度上是有其明确的精神指向和深度的，其立场在质疑与批判这一维度上是鲜明的。其次，在每一具体诗写过程中，都有其独特的实验性、探索性，其语言的切入、展开、推进往往于细节处有出人意料的惊喜。第三，读陈建的诗，必须要有脑洞大开的洞察，有脑筋急转弯的敏锐与斜入旁出的解构力，总之，他“古灵精怪”“天马行空”的写，你就要“古灵精怪”“天马行空”的读，方能寻得无限想象的可能与谜底。第四，陈建的诗在呈现与描述当下，介入现实的语境中，其质疑与批判的完成往往是不露声色的，其幽默与反讽的效果在细节的精微处常常令人击节叫绝，在对句式、词语的处理上显示出愈发成熟的技艺和能力。
或者换个说法：如果一个诗人在其写作中必须直面现实并有所介入，那么我想，诗人眼中的现实应存在于他诗写的纸上，其介入方式应凸显于他无限想象的诗的文本之中。当然，就一首具体的诗而言，诗人对现实介入的宽窄与深浅，殊异与有效，应在于他想象力所能达到的边界，就此，我想陈建也概莫例外。比如，他不久前推出的组诗《海》，就是典型的“古灵精怪”“天马行空”之作。那诗中的“海上”，“海中”，“海底”，“海边”……所呈现的各种场景既是出自自然的，更是陈建于诗中“捏造”的，他的所谓带给读者的晦涩恰恰是他想象的表达在文本上的殊异所在（既有别于他人，也有别于自己的从前），恰恰是他缘于生活，介入现实的另类呈现，他考验着我们的洞察力与解构力，他的出于语言的精妙和魅力也就蕴含其中了。
再如，他最新拿出的组诗《小花境》，那是一般意义上栽满各种花木的花园吗？是惯常意义上对花朵的描述和浮于字面的浅抒情吗？如果真这样认为就错了！这样的“花境”只属于诗人自己：那是诗人对处于庸常纷繁生活或者说现实（诗人的现实），凭借“花境”这个词对希望所表之物之事之人之情加以切入、展开罢了，即便用典，那也是化解了的“典”。诗人为她命名“小花境”，应当是一个隐喻，一个关于女子之境，男女之爱，或有床第之欢却无情色之嫌等等……，是一种深入词语幽微中的冷抒情。我个人的理解，它应当是一个“自由”、“诚实”或“理想”的“小花境”，何为“小”，这是诗人的谦卑与对语言的敬畏所在，正如布罗茨基所谓的永远“小于一”，对此，我不想用太多的引用或修辞。
当然，诗人有爱也肯定有恨，并常常是“因爱生恨”，所谓“爱之深，恨之切”。只是这爱与恨终归是要贯穿于诗的言说中，如果仍要说晦涩，那么它同样居于词语晦涩的幽微处，这些，在陈建前几年所写的组诗《神经散》中，似乎显得尤为突出。在这组诗里，诗人以调侃、戏虐与近乎神经质的口吻嘲讽、怒斥当下，特别是诗中某些看似粗砺、缭乱的词语恰好是介入现实的微妙所指。同时，你会感到这些词所具有的穿透力与辐射力，并不停行走于语言由暗到明的洞穴中，凭借其殊异的质地，犹如“丝绒破隧道”般辐射于我们世俗生活所有可能的细碎之处。试想，这样的阅读如果能够打通，愉悦肯定是来自双向的。
其实，早在上个世纪，当西方社会同样为物欲横流而欢呼时，弗洛依德就已尖锐的指出：这是一个充满疾病的社会。而真正意义上的诗人，不应该成为病毒的携带者和演绎社会疾病的小丑，而应该把诗歌溶入生命真切的存在之中，用痛楚与追问的手指触摸本真生命的纹理和细节，像触摸胎儿的脐带和灵魂的末梢，凝视她颤动万物的瞬间和力量；他应从哲学、历史、人文、社会、语言等多重维度，从人性层面与心灵深处避免诗人与文本的自我堕落和灵魂的任意放逐，进而导致其精神立场和文学品质的全面丧失。“由此，诗者的生活和写作才是有根基的，可以恪守匿居生存中内心秘密创造之途神圣信条的，可以脱离物质重力而自由飞翔的，可以在精神母语中不断吸取营养和力量之源投入新生命的。”而长期以来，诗人陈建的诗写无疑向我们反复证明了这一点。
行文至此，我还想说的是，诗人陈建之所以在其诗写的过程中形成今天这个形式，或说选择了这种形式，除了前文所述对“现实语境”的应对策略，也许还有正如诗人孙文波所说的：对于现代诗，尤其对于当代诗写作而言，认识即形式，或者说技艺即形式。虽然他也同时说到：“从更为专业的角度讲，这不是一回事。但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对于写作而言，什么样的认识决定了我们的语言态度、话语认知。也就是说，对于当代诗而言，诗歌最后呈现出来的面貌，实际上是我们怎么看待诗歌的结果”。因此在这里，我认为对于诗人陈建而言，也正是源于他在个人长期的诗写探索过程中有了对现代诗非常深入、具体、成熟的认识，才出现了以这样的技艺完成其文本的写作策略，也就最终让我们看到技艺在其诗写中产生的作用。
只是，我这样的解读，与陈建的诗，恐怕会因我知识的狭窄与认识的浅陋而陷于误读、失于偏颇。总之，在我看来，在当下中国汉语诗歌写作现场，70后的陈建是一位内心诚实，个性鲜明，安静成稳，充满睿智、技艺成熟，表达殊异的优秀诗人。
2017.11.28初稿
2017.12.16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