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义和陈长捷：平津战役里，一个座上宾，一个阶下囚

1948年6月，“华北剿总”傅作义任命陈长捷为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是福建闽侯螺洲人，保定军校毕业，抗战期间，曾参加过南口战役、平型关战役等有名的战役，当时称为抗日常胜将军。

陈长捷到任后，对傅作义保证说：“请总司令放心，有我陈长捷在，天津万无一失。”

陈长捷善于城防战，很重视城防建设。

他到了天津后，迅速修建工事，增强防御力量。

天津自古是北京门户，历代各方驻军对天津的城防都要进行加固，陈长捷接手天津时，天津城防已经很完备，但他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开始进一步加固天津，使天津堡垒化。他加宽加宽护城河，清除天津城外二十里范围内所有房屋和树木，围绕天津，每隔三十米，就构筑一个碉堡，埋设地雷四万多枚，陈长捷上报说：“大天津堡垒化，有四万颗地雷，星罗棋布，十余道铁丝网，环匝城郊，市区以内，步步为防，已有足够力使得量拒匪于数十里外……固若金汤，确保无疑”。

蒋介石听闻后，夸奖陈长捷说：“各地的守备将领如果都能像陈司令这样认真负责，把防御体系搞得好好的，共产党还能有什么办法？”

1948年11月底，提前结束休整的东北野战军，挥师入关，和傅作义军事集团在北平天津一代对峙。对峙的同时，双方代表开始展开频繁的秘密会谈。

但傅作义一直犹豫不决，摇摆不定。他再次来天津陈长捷处视察。傅作义问陈长捷：“有一天天津被围城了，你能独立支撑多久？”陈长捷答：天津起码能守半年！”

但陈长捷面临的对手，是气势如虹的东北野战军，负责天津战役的总指挥是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

此时辽沈战役、淮海战役两大战役已经结束。傅作义集团已经成了华北地区的被包围的孤军，为了防止傅作义部从天津塘沽的港口逃跑，攻克天津成为必选，擅长攻城拔寨的刘亚楼，率领东北野战军22个师34万人合围了天津。

1949年1月2日，东北野战完成了对天津的包围。刘亚楼以东北野战军林彪和罗荣桓的名义，写信给陈长捷，劝其放下武器。陈长捷回信说：

“武器乃军人之第二生命，放下武器乃军人之最大耻辱，岂可随便放下。贵军倘有谋和诚意，请派代表前来商谈。”

面对强大的东北野战军，陈长捷也开始犹豫，拿不定主意，就征询傅作义的意见，傅作义这时间正在与中共方面开展和平谈判，傅作义对陈长捷说的天津城防很自信，想以此拖延时间，谈判争取筹码。

傅作义命令陈长捷坚守天津，陈长捷由此拒绝了东北野战军的最后通牒。

1949年1月14日上午10点，总指挥刘亚楼下令攻城，东北野战军的上千门火炮同时向天津城开泡，开始了对天津的总攻。东北野战军从东、西、南三个方向，按照“事先预定的：”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先分割后围歼，先吃肉后啃骨头”的作战方针，开始攻击。

二十九个小时后，天津战役就结束了，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成为俘虏。

陈长捷后来说，他被抓的当时，正在与傅作义通电话，傅作义命令陈长捷“坚定守住，就有办法”。

陈长捷保证可以坚守半年的天津堡垒，居然仅仅二十九个小时就被攻克，蒋介石闻讯大怒说：”就算放对方进城，29小时也逛不完（天津）。”

29小时结束战斗的天津战役，创下了我军夺取大城市最快的速度。解放军总结三大战役经验教训时，将“天津方式”与“北平方式”“绥远方式”并称为解放战争的“三大模式”，可见这是对天津战役极高的评价。

陈长捷被俘后，东北野战军为了威慑傅作义，迫使他尽快签署和平协议，特意安排陈长捷与傅作义派出的和谈代表邓宝珊见面。

陈长捷见了邓宝珊后，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傅作义早和中共你来我往有联络。他火冒三丈，大骂邓宝珊：“你们这些混帐家伙，作为谈判代表只知道拖延时间，把我们当成谈判桌上讨价还价的资本，这下好了，我们完了，看你们还找谁来垫背，来当这个替死鬼！”

怒不可遏的陈长捷让邓宝珊转告傅作义：“转告傅先生，根据天津战役的经验，北平无论如何守不住。”

固若金汤天津的失守，最终促使傅作义决定放下武器，北平得以和平解放。

但从此陈长捷恨上了傅作义。新中国成立后，已经是共和国水利部部长的傅作义，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看望陈长捷，陈长捷看到傅作义无比愤怒，拒绝握手。

陈长捷说傅作义：“要我死守天津，战至一兵一卒，他却贪生怕死，在北平搞和平起义，我算是把他看穿了，一个不仁不义的家伙，一个不知羞耻的东西！”

傅作义对老部下陈长捷也是心中有亏，陈长捷是因为自己的原因，才成了阶下囚。他向中央回报，请求赦免陈长捷等人。

在傅作义等的争取下，1959年，陈长捷作为第一批被特赦的战犯，获得了自由。

1968年，76岁的陈长捷自杀身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