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乃大道》| 跟余光中先生学中文

我的水系中有一条黄河的支流 /黄河太冷/需要掺大量的酒精 ——余光中

《翻译乃大道》| 跟余光中先生学中文

余光中先生的《翻译乃大道》是王佩老师指定我们阅读的书目。或许因为不是自己主动挑选的，也或许因为自己并不从事翻译，且没有这方面的想法，所以虽然这本书已经收到好长时间了，却一直没有急于阅读。

当听到余光中先生离世的消息，我才发现自己对他知之甚少。仔细回想，我只知道他是从大陆到台湾的满头银发的清矍老人，知道他是一位诗人，写过《乡愁》和《乡愁四韵》。我还曾经偶然读到过他的散文《记忆像钢轨一样长》,因为本人职业的关系，所以留下了一些印象。再有，就是时常见为人父母的朋友转发他那篇《给未来的孩子》。

带着一丝歉意，我打开了《翻译乃大道》，用了两天的时间基本看完，才明白王佩老师推荐此书的良苦用心。

原来，这本书不止是写给外文系的学生和翻译工作者的，也是写给所有需要用中文写作的普通读者的。正如散文家、翻译家思果先生在本书《序》中所说，它适合“凡是动笔的人”。

看一些文章中提到，余光中先生对将他简单归为“乡愁诗人”感到很无奈，他认为《乡愁》和《乡愁四韵》并不是自己最好的诗作，在一些公开场合，他有时还会拒绝朗诵这两首诗。

《翻译乃大道》| 跟余光中先生学中文

他的确不止是诗人，不止是散文家，他还是曾考取五所大学外文系，师从英千里、梁实秋等名家的高材生，又在多所大学外文系执教一生的名教授。

有学者评价他“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偶尔伸出第三只手翻译和写评论”，他虽认为愧不敢当，但对“偶尔”二字却耿耿于怀，因为他自认“这一生对翻译的态度，是认真追求，而非逢场作戏”。

而他在翻译方面也的确很有成就。他的学生，曾经翻译聂鲁达《疑问集》和辛波斯卡《万物静默入迷》的台湾诗人、翻译家陈黎说：

我年轻的时候看他翻译的两本《英美现代诗选》，觉得很震撼。当时他把很多英美广义的现代主义诗人介绍给台湾的读者，我们看了就非常羡慕，心里想着自己什么时候可以做这样一本现代诗选。

所以，如果用“学贯中西”来评价余光中先生应不为过。

正是这样自如游走于中西文学之间的人，才更能领略汉字和传统文学的优势，才能够敏锐地发现中文表达上常见的问题和倾向。他教翻译多年，批改学生的作业时，往往是在批改作文。

在他看来，中国的文字富于弹性而持久，文法变迁极小，因而一千年前甚或两千年前的一首诗，我们还能够不是很困难地理解和体会。

但是，由于近现代翻译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以及从文言文到白话文的转变，现代中文写作存在着“西而不化”、“恶性西化”、“白而不化”的问题，简单明了的中文似乎已经失传，其结果是舍简就繁，舍平易而就艰拗。

在他指出的“西化病”里，有滥用代词、介系词、抽象名词、被动语态和“的的成灾”等问题。

很多人的句子里经常出现“作出”、“进行”，就属于滥用介系词。反思我自己也有同样的毛病。

中文在字形上不易区分抽象名词和其他词性，而“可读性”、“知名度”、“内向型”等就是中文西化的结果。

中文的名词原本不区分单复数，现在很多人则习惯在称呼后面全部加上“们”，不会用“全体同胞”代替“同胞们”，有人给父母写信竟然会说“您们好”。

还有人写文章喜欢把一连串形容词放在名词前面，“的”字连篇，句子显得头重脚轻，还缺少变化，阻断文气。

在做学问方面，余光中先生是很不讲情面的，他所举的反例大多出自入选教材的文章，颇能颠覆我们所受的教育。如，朱自清在《荷塘月色》中写道，“月光是隔了树照过来的，高处丛生的灌木，落下参差的斑驳的黑影，峭楞楞如鬼一般；弯弯的杨柳的稀疏的倩影，却又像是画在荷叶上”，这句话就用了太多“的”。而他自己的经验是，在写完一首诗之后，会反复斟酌能不能把“的”减到最少。

余光中先生认为现代中文必须干净而平易。不干净就不能客观，不平易就不能普及。他告诫我们，一个民族的语言自然要变，但不可变得太快、太多、太不自然，尤其不可变得失去原有的特性与美丽。

昨天，我还读到一篇余光中八十高龄访问母校金陵大学，现南京大学时的一篇演讲，读到如下句子时，竟感动得泪湿眼底：

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当年生我在这座古城，历经战乱，先是带我去四川，后又带我去海岛。七十三年后只剩我一人回到这起点，回到当初他们做新婚夫妇年轻父母的原来，但是他们太累了，却已在半途躺下，在命定的岛上并枕安息。

当年，甚至在我记忆的星云以前，他们一定常牵我甚至抱我来玄武湖上，摇桨荡舟，饕餮田田的荷香，饕餮之不足，还要用手绢包了煮熟的菱角回家去咀嚼，去回味波光流传的六朝余韵。这一切，一定像地下水一般渗进了我稚岁的记忆之根，否则我日后怎么会恋莲至此，吐不尽莲的联想的藕丝。

这就是从诗人赤子一样的心里流出的句子。

或许我们写不出诗人笔下的华章，但可以向他学习怎样尽力把中文写得再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