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语文：我天生是教语文的人》

作者：姜广平

第一章 特殊的年代，我们这样学语文

一、在动荡的年代学习汉语拼音

应该是1971年的春天，我上学了。上一年级。那时节，是一个特殊年代。你知道的。

那时候，我7岁。

之前，没有上过幼儿园。那时候，我们蒲场学校没有幼儿园。蒲场学校是一所包括了小学和初中的七年制学校，小学是从一年级到五年级，没有六年级，初中是初二年级上完就算初中毕业，没有初三。

记得上学之前，我的父亲和二哥、三哥他们三个人，曾联合起来策划了一次让我上学的事情。

我当时喊小学校长顾林桂是干爸爸，叫许玉琴干妈妈。干妈妈其实是我的启蒙老师。我们当时叫她许先生。

他们其实并不是我们蒲场大队的人。我在《蓼蓼者莪》这篇小说里，将他们作为原型，塑造了两个年轻的乡村教师由上面安排下来的情节。而他们的到来，最直接受到影响的，竟然是我爷爷的思齐学塾。思齐学塾因为蒲场村有了新学校，而被责令关门了。那应该是1955年的事。

他们为什么成为我们的干爸爸和干妈妈的，我其实也不知道。

我父亲是个下放的军人，1957年回到了蒲场村。跟着我们的父亲一同回到老家的是我们的妈妈和我们的大哥。

我们的父亲一家经由扬州回家，在那时候，是一件不得了的大事。谁能想到，十年前离开蒲场出去打仗的人，十年后回来，便拖家带口的，而且，全部家当将一条大木船都压得沉沉的呢？

可能是因为这层原因，顾家和我们家，两家走动起来了。听我母亲说，有一段时间，还走动得特别热络。

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从小就非常怕我的干爸爸和干妈妈。

我同样非常害怕学校，我总觉得学校是个令人恐惧的地方。

这可能与我二哥、三哥经常回来说老师经常打人、熊人有关。他们每次回来，带回来的话，都是这样的，今天，谁被先生熊了，谁被先生能尺子打了。

这样的话，势必会在我心头投下阴影、恐惧。因此，我在还没有上学前，便开始害怕学校。

六岁那年，父亲、二哥、三哥曾联合起来，把顾校长请到我们家，让顾校长抱我去上学。我一听是上学，吓坏了，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定要从顾校长的怀抱里挣脱出来，无论他怎么用“干爸爸喜欢你呵”“干妈妈也喜欢你呵”来哄我，我仍然是说什么也不肯上学去的。

最终，还真的是挣脱了。

后来，顾校长哄我道：“小四，只要你去上学，干爸爸我就给你买糖。”

那个时代，一粒纸包糖和一张漂亮的糖纸，对一个孩子的诱惑是巨大的。然而，饶是如此，我还是没有答应去上学。

哪有这么容易吃到糖的？能吃到糖，是多么不容易啊！我料定这糖没有那么容易吃到。

所以，上学的事，也就黄了。

后来，我料定，我父亲和二哥、三哥他们，也并不是特别认真地要我去上学。

所以，我继续没心没肺地又玩了一年。

直到7岁搁在头上，实际上是虚8岁了，这样，便无法逃脱了，必须上学了，而且，一般大的小伙伴们，都是那一年春天上学的，我也就没有理由再待在家里没心没肺地玩了。这时候，我如果不去上学，我们的父亲和哥哥们，一定是要揍我的。

正式上学，是在那年的春天。

那时候，学年是从寒假后的春学期开始的。

我正式读小学一年级时，我的干爸爸顾林桂，已经调离了蒲场小学去到唐刘中心小学做校长了。不过，他好像每天都会回到蒲场，我时时看到他坐在他们家堂屋里读书；到了夏天，干爸爸打着赤膊，坐在巷子里，一边喝着茶，一边读着砖头一般厚的书，旁边放着热水瓶，茶杯里放了一半的茶叶。那样子，是非常享受了。

干爸爸是个非常体面的人。在我心中，干爸爸一直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人。

我那时就非常憧憬干爸爸这样的生活方式。如果有一天，我也能享受到这样的读书生活，我便觉得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我在二年级上了三个学期，这样一来，才终于调整成直到现在都在使用的学年制。旧学年制，在我们三年级的时候，正式退出了。新的学年制，在那一年正式开始了。

上学后才发现，学校也不是那么令人恐惧，学校里的老师们，当然是让人畏惧的，但也不是那么像哥哥们所说的那样让人害怕。

日子长了，事情甚至出现了相反的情形：蒲场学校的老师们，哪里会打学生呢？他们其实都非常好。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在那个贫困的年代，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他们生活得非常体面、非常高贵。几乎每一天，他们都非常体面、非常优雅地出现在学校里。他们衣着朴素大方，谈吐优雅，待人和善，举手投足之间，尽显一个做先生的尊严与高贵。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在那个全社会整体贫困乃至贫寒的时代，教师群体却显得非常高贵、脱俗。

这也是为什么我从七岁开始就滋生长大做一名老师的理想的。

我们这一届一年级，其实是非常幸运。这份幸运，是我们的干妈妈许玉琴老师带给我们的。

因为，就是我们这一届学生，在刚刚走进校门上一年级时起，便开始学汉语拼音了。

打开课本，第一课就是汉语拼音。

这太新奇了。因为，上个年级的课本，一开始，还是语录，还是最高指示。汉语拼音的内容是零零星星地安排在各个单元的。

而且，上一个年级的学生，基本上都没有学会汉语拼音。

上一个年级里，有我的三哥，还有干妈妈的儿子。他们到现在，都无法准确地把汉语拼音字母与英文字母准确地分辨清楚。

全学校，只有一个老师可以把汉语拼音课像模像样地上起来。而这个老师，就是我们的干妈妈，就是我们的启蒙老师——许玉琴老师。

许先生这一年循环到了一年级。

许老师虽然是我的干妈妈，但是对她的情况，我还真的不太了解。可能，我是太小了。太小的孩子，总是不敢多问家里这事儿那事儿的，连打听也不太敢打听。就是打听了，也没有人愿意告诉我。所以，直到现在，也还是不太清楚。

只记得，好像是听别的同学谈起过，许先生大约是一个民办教师，学历也只是初中毕业。她和我妈妈一样，老家也不是我们这里的，而是离我们十八里远的戴南镇上的。

戴南镇，在我们蒲塘里人看来，就是城里了。

戴南镇上的人，在我们乡下人看来，比起兴化城里的人还要洋气些。

我其实也有点怕许先生。

但许先生有一个绝活儿：普通话特别好！而且，她教汉语拼音特别认真，特别带劲。

在我们的蒲场学校，我们对老师有一种特殊的称谓：先生。不管你是男教师还是女教师，蒲场的人们，一律称之为先生。

我们开始学习汉语拼音了。

我们不是从汉语拼音字母表开始学的。我们是从元音字母开始学的，先学了六个单韵母：a、o、e、i、u、ü。

然后， 我们开始学四声。每一个单韵母我们都以朗读的方式学四声。

我们读的时候非常卖劲，往往都是四声连在一起读，所以，阴、阳、上、去四声听上去抑扬顿挫，韵律悠扬，非常动听。

我们每天都在诵读，诵读熟了，就难免快起来、连起来，这一来，我们的那种朗读，就太有点像唱歌了。

其实，这种唱读法，我们倒是非常喜欢的。可是，不知道什么原因，许先生不高兴了，脸一沉，说：“你们读得难听死了！”

我们于是不再唱读了。

但我们不知道为什么。

这样读，其实非常好听，怎么就难听了呢？

很久以后，我们才知道，原来，许先生说，唱读是私塾里的教书先生提倡的那一套，读起来摇头晃脑，读起来像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的。总之，许先生就是不喜欢这样的读法，许先生不喜欢，我们就不能再这样读，因为，我们也不想惹许先生生气。

但是，许先生为什么不喜欢私塾的读书法呢？我们不得而知。

现在，回望那段岁月，我倒是觉得，许先生可能错过了一个非常美好的读书方法——至少，如果唱读法真的像私塾里的读书法的话，那么，古文吟诵之法，是应该能够得到很好的传承的。

可惜，这样的方法，硬生生地被掐断了。

我们的祖父是一名私塾先生，我敢断定，我爷爷是会吟诵法的。但是，非常可惜的是，我父亲没有学会，我叔叔也没有学会。

而到我出生时，我们的爷爷，早已经不在人世。听说，他的思齐学塾被关闭，差不多是他最后致死的原因。

我爷爷于1958年去世。而我的奶奶，则以97岁的高龄，活到了1997年。

后来，我上大学后，与我们村一名叫姜生的老人有过一次闲聊。这位老人，比我们的父亲岁数要大一点，比我们的爷爷又要小很多，他说，他会吟诵。

但他的身份有点特殊，他的父亲、他自己，都被划成了地、富、反、坏、右中的“地·主”。

他和我的那次聊天，是1980年代初期。也就是说，那时候，他才敢稍稍讲些话的。

说起来，他一定是把话说给懂的人听的。可惜的是，那时候，我满脑子先锋小说，一门心思想要成为朦胧派诗人，又哪里会把这个非常中国化的东西放在眼睛里呢？姜生先生一定以为我这样一位修习过中国古典文学的人，一定会从文化的高度，认真地听他吟诵，并将吟诵技术传承下去的。可惜，我那时候，只是静静地听着这位老先生将刘禹锡的《陋室铭》吟诵完毕，却没有作任何记录。更没有想到请他吟诵出四书、五经的内容。

不过，我已经非常幸运了，毕竟，我亲耳聆听过那远古的声音，亲眼看到了古人是如何读书的。

我们读汉语拼音的唱读，其实不完全与吟诵一样。吟诵，还有一种得意后的忘形与陶醉，一种与文意浑然两忘的快乐。

这是我从姜生先生那里感受到的。

我们的许先生教我们汉语拼音，其实并没有教全，或者说，并没有太系统地把汉语拼音的全部内涵都讲清楚。那时候的她，毕竟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师范教育，她自己的汉语拼音，也全都来自于自学。

所以，我们学的汉语拼音，可以说是一种散装的汉语拼音。譬如，我们当时并没有学全全部的韵母知识，对整体认读这样的知识，对“一、七、八、不”的变音，对“Y、W”零声母的知识，对拼写中大小写的规则、隔间符号的使用规则，对声调标注方位的知识、对“啊”的音变，对轻声、儿化的有关知识，我们都没有学全，甚至有些全然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