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史话】3.搞科研 编教材

      1958年开始的那场教育大革命，除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以外，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要求人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于创造的革命精神。“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15年超英赶美”“青年学生不要迷信老师，也要编教材、搞科研”都是当时典型的口号

       1958年10月，中共长春市委召开学校教育工作会议。长春市中等以上学校、各县委、区委以及有关部门党员负责干部参加会议。会议总结、交流了学校在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教学改革中所取得的基本经验；肯定了吉林大学大办工厂、实行“三结合”编教材的经验。

       会议认为，现阶段教学改革的基本内容是：一、组织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二、修订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改编教材。三、开展科学研究和学术批判。四、进行学制和体制改革。五、全面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

       1958年8月25日东北师范大学校长成仿吾出任山东大学校长以后，东北师范大学下放吉林省，改名为吉林师范大学，丁浩川任代校长。当时吉林师大发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扫除自卑感，鼓起英雄胆，全校人员大协作，苦战三个月，文章三百，成品三千，向1959年元旦献礼”的号召。

        当时我们师大学生编教材搞科研的运动轰轰烈烈，特别是理科各系，猛攻科学尖端的劲头更足。但热情代替不了水平，规律更是不饶人。所编教材经不起时间的考验。本来教材应该由学科专家、课程专家、教学法专家以及有经验的一线教师合作来编，学生没有学过，也不知道应该先学什么，后学什么，怎么可能编出好教材来！所以，编出的教材、上报的科研“成果”虚夸的居多，能用的、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很少。对此，从校领导、教师到学生，很多人想不通、不理解。敢于说真话的人都让靠边站了，后来还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分。

       在师大60年校庆之际，《新教育》杂志2006年第3期刊登了吉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副教授隋锡山的一篇文章，其中有一段回忆：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期，极左思潮肆虐，在这股思潮的冲击下，学校的正常秩序被搞得七零八碎。师生均背上沉重的思想包袱走上劳动的田野。走出课堂、上山下乡，成了学校一种光荣的时尚。课堂空了，书桌亮了，图书馆冷了。追求知识、研究学问成了走“白专道路”的代名词。

       课堂教学还要不要进行？循序渐进的学习规律要不要遵守？所有这些几乎无人敢于问津。在这个严峻的时刻，丁浩川校长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为了学生的健康成长，为了祖国未来的兴旺发达，他以大无畏的气魄和胆略，向全校师生发出了“尊重知识、发奋读书，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立志成才”的号召。

       于是，一股读书重教的春风又吹满师大校园，使全校师生深受鼓舞。但同时，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丁校长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丁浩川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他的《论批评与自我批评》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滋养了一代又一代青年学生。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德高望众的教育家，其代校长的“代”字，却在头上戴了三、四年，直到1961年9月17日突发心脏病不幸去世时也没摘去这个“代”字。

        原本组织学生参加编教材、搞科研，是试图通过这样的活动批判对“资产阶级学者”“学术权威”的崇拜。但这样一来，却把教师和学生对立起来，夸大学生的作用而贬低教师的作用，违反了教育规律，冲击了以教学为主原则的贯彻落实，不仅严重影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而且助长了浮夸之风。

      1958年教育大跃进在认识上的极端主义和做法上的形式主义流毒很深、很广、很远，至今我们仍应引以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