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史话】 凯洛夫教育学的是与非

        建国以后，我国教育战线的干部、教师曾长时间地、有组织地学习凯洛夫著《教育学》。1957年3月凯洛夫作为原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代表团团长、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教育科学院院长，应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筹备处的邀请，曾来华访问并作关于苏联教育科学研究工作的讲演。凯洛夫《教育学》对我国的教育理论和实践有很大的影响。至今在教育领域还有“苏联教育模式”的印迹。正如有的专家所言：“中苏两国的教育制度有着很多相似之处，从指导思想、理论基础到教育原则等各方面都有不少共同点，不仅长处，甚至弊端的表现也给人以同出一辙之感。”

       凯洛夫对夸美纽斯提出的班级制和上课制作了进一步的充实和发展。提出了课的类型和结构的理论，对课堂教学产生很大影响。建国30年来，我国课堂教学就是以这种理论为指导进行的。凯洛夫把课堂教学划分为两类：在一节课内主要完成教学单元过程某一特定阶段的任务，这样的课叫单一课；在一节课内完成教学单元过程两个以上或全部教学阶段任务，这样的课叫综合课。综合课应包括五个教学环节。

       1、组织上课。目的在于使学生对上课做好心理上和物质上的准备，使其集中注意力，排除干扰，积极自觉地进入学习情境，保证教学顺利进行。

       2、检查、复习。目的在于复习已学过的内容，检查学习质量，加强新旧知识联系，为学习新知识做准备。

       3、讲授新教材。目的在于使学生掌握新知识。这是综合课的主要部分，其他部分是为此服务的。

       4、巩固新教材。目的在于检查学生对新教材的掌握程度，并及时解决存在的问题，使所讲的内容在课堂上达到基本消化、巩固，为获取新知识和进行独立作业做准备。

       5、布置课外作业。目的在于培养学生运用知识和独立学习的能力。

       凯洛夫还提出了一系列的教学原则：比如，直观性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系统性和连贯性的原则；可接受性和个别指导的原则；自觉性和积极性的原则等。这些教学原则，一直是我国教育界一致认同并严格遵循的。

       但到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破裂，两国教育界的联系一度中断。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也因为凯洛夫《教育学》本身存在的缺欠，凯洛夫《教育学》在中国教育界开始遭到批判。

        1964年《人民教育》六月号发表《社会主义教育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和《资产阶级教育观点必须批判》等文章，对苏联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进行了不点名的批判。

       1964年7月教育部印发中共中央宣传部加了批语的《城市半工半读学校情况汇编》。中央宣传部批语指出：“我国的教育工作，是直到一九五八年，即建国以后九年，才在理论上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教育这个问题的。以前没有解决，把苏联凯洛夫的教育思想认为是社会主义的，而实际上这仍是资本主义的。同年8月，江西省教育学会在庐山举行教育学讨论会，逐章批判了凯洛夫的《教育学》。

      “文化大革命”中凯洛夫《教育学》更被肆意批判。一些报刊上甚至出现《批倒批臭凯洛夫》的文章。

       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在《红旗》1970年第二期发表文章：《谁改造谁？——评凯洛夫的〈教育学〉》。文章说：凯洛夫的《教育学》是“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理论根据。说“当年杜威在中国的一小撮徒孙，在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包庇下，纷纷摇身一变，成为了所谓凯洛夫《教育学》的专家，有的霸占了教育部门的领导岗位，有的散在全国各地招摇撞骗。”文章从三个方面批判凯洛夫的《教育学》：一、说它完全抹杀“教育是阶级斗争的现象”，“是建立在反动的教育观的基础上的”。二、说其中提出的教学原则、教学环节”都是“一套反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三、说它的“核心是一个资产阶级的私字”，“就是引诱学生按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代表人物的‘规格’而拼命奋斗。”

        如此连篇累牍的批判，致使曾经滋养过中国教育的苏俄教育理论在我国几乎消声灭迹。

      其实， 任何一种教育理论、著述都不可能十全十美，或多或少都会带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凯洛夫《教育学》也不例外。凯洛夫《教育学》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过分强调教学的知识教养职能和品德教养职能，忽视了教学的“一般发展”（含身心、智情意同步发展、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协调发展）职能。在阐述“教学论”方面也存在一定的片面性。他过分强调系统知识的传授，忽视了对学生能力的培养。但这决不应抹煞她对教育的历史贡献。

       1979年，党的11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打开国门，在教育方面首先引进的还是苏俄的教育、心理学等领域的各种理论流派。除了凯洛夫之外，赞科夫的教学与发展的思想，苏霍姆林斯基的和谐教育思想开始在我国广泛流传，其影响也越来越大，他们的一些教育论著被广大教育理论工作者和一线教师所潜心研读和运用。

       中、苏教育界之间的交流也增多起来。吉林省还承办了中苏双边中等教育研讨会。但后来由于西方教育思想的涌入，学习苏俄教育思想的热情又有所减退。特别是苏联解体以后，学习又几乎中断。这是很可惜的。

       2006年，我国举办“俄罗斯”年，由中国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与俄罗斯教育科学院合作，编写出版了《20-21世纪之交中俄教育改革比较》一书，又掀起了向苏俄学习的热潮。很显然，包括凯洛夫在内的一大批苏俄教育家的教育思想及其论著仍是我们当前进行“全面发长”教育、推进“素质教育”时可供利用和借鉴的宝贵资源。

       当然，我们需要学习西方的先进教育思想，但不能丢掉老朋友。不能丢掉曾经滋养过中国教育的苏俄教育家的教育理论。实际上，学习苏俄教育论著与学习西方先进的教育思想并不矛盾。在各种复杂的教育、教学改革过程中多一些参照系，有利于我们防止认识上的极端主义和做法上的形式主义，更好的把握正确的改革取向，少走一些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