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重：史学创新为何需要借鉴经济学的创新理论？

作者：李伯重，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
摘自：《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5期，原题为“原创与积累：中国人文学术如何创新”
本文系作者2017年12月28日在第四届思勉原创奖颁奖典礼上的演说，原载《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5期

史学科学化的过程，表现为一波又一波“新史学”的出现。先前的“新史学”，不久即变成被批判的“旧史学”，而新出现的“新史学”随后又变成了“旧史学”，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后浪推前浪，形成了近代史学发展过程中连绵不断的“新史学”运动。而改进意味着新陈代谢，吐故纳新。这个“新”是先前没有的，需要创造，这就是创新。

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费尔普斯（Edmund Phelps）在其《大繁荣——大众创新如何带来国家繁荣》一书中说：“一个民族的繁荣取决于创新活动的深度和广度。”该书第一章《现代经济体的活力之源》第一节即以《创新、活力与增长》为标题。创新不仅是经济的活力之源，也是学术的活力之源。

那么，什么是创新呢？在西方，被称为“创新之父”的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提出的创新理论基本观点如下：第一，创新是生产过程中内生的。第二，创新是一种“革命性”变化。第三，创新同时意味着毁灭。第四，创新必须能够创造出新的价值。第五，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本质规定的。第六，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

熊彼特进一步明确指出“创新”包括以下五种情况：（一）创造新产品，或者具有原有产品所无的新特性的产品。（二）采用新生产方法。这种新方法是在有关的制造部门中尚未通过经验检定的方法，不需要建立在科学上新的发现的基础之上。这种新方法也可以存在于商业上处理产品的新方式之中。（三）开辟新市场，这个新市场是某制造部门以前不曾进入的市场，不管这个市场以前是否存在。（四）控制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新供应来源，不管这种来源是已经存在的还是新创造出来的。（五）实现一种工业的新组织，比如造成一种垄断地位或打破一种垄断地位。

后人将他的意思归纳为五个创新，依次为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资源配置创新和组织创新。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史学创新。首先，史学创新是史学研究内生的，不能寄希望于史学研究之外的力量来人为制造史学创新。其次，史学创新是一种“革命性”的变化，不能依靠原有的研究机制来进行创新。第三，史学创新意味着新陈代谢。“新史学”的不断出现和发展，就是对“旧史学”中一些弊端的克服。第四，史学创新要重视新方法的发明，但更要重视新方法的应用，目标是创造出的产品具有新的价值。第五，史学创新要着眼于“发展”（即质变），而不是“增长”（即量变）。第六，史学家是进行史学创新的人，但是只有当他们把史学研究的各种新要素组合起来进行创新时，才能被称为真正的史学家。

具体而言，史学创新的内容包括：史学必须为社会提供新的产品，以满足社会对历史知识的新需求；史学研究必须采用新方法；史学研究必须开辟新领域；史学研究应当开辟新的资料来源；史学研究应当采取新的组织方式，改变以前那种基本上是单兵作战的传统方式。虽然以上类比不一定完全符合史学创新的情况，但我觉得对于史学家们来说，这仍然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讨论什么是创新之后，接着的问题是史学研究怎样创新。

如前所言，熊彼特认为先有发明，后有创新；发明是新工具或新方法的发现，而创新是新工具或新方法的应用。由此来看，发明并非大多数人可以做到的，但是把他人发明出来的新方法、新工具运用于自己的工作中，却是大多数人可以做到的。

按照熊彼特的理论，史学创新，必须采用新方法，开辟新领域，发现新的资料来源，采用新的组织方式，目的是为社会提供新的产品，以满足社会对历史知识的新需求，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

史学研究的三大基本要素是史料、方法和问题意识。在今天，这三大要素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事物爆炸性地出现，令人目不暇接。

首先，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史料发生了巨大变化。一个例子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清代历史档案，总数约1200余万件（册），其中完好或比较完好、能够提供社会利用的约1000余万件（册），残破或严重残破、暂无法提供利用的约200余万件（册）。在能够提供利用的1000余万件档案中，汉文档案有800余万件（册），满文档案约200余万件（册），还有蒙文、藏文、维吾尔文、托忒文等少数民族文字及英、日、俄、德、法等外国文字的档案。这些档案是研究清史的第一手资料，史料价值不言自明。从1925年起，经过近80年的整理，对所存完好和比较完好的档案进行了分类、整理、组卷，大部分编制了案卷级目录，少量编制了文件级目录。

近20年来，又开始对重要卷宗档案逐件著录、拍照扫描，现在共编制各种检索目录1400余册，并公布出版各类档案150多种，1270多册，3.8亿多字。但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对于清史学者来说，这些资料中的绝大部分依然无法使用。到了2005年底，该馆正式启动《清代档案文献数据库》重点档案文献数字化项目，采用最新信息技术和古籍数字化技术，有计划、分步骤地将这批文献整理出来，最终将建成最具规模的清代档案文献专业数据库。首批成果《大清历朝实录》和《大清五朝会典》已推出。这样，即使远在异国他乡也可以通过网络查阅和使用这些资料，从而使得清史研究可以使用的史料数量骤然“暴增”了许多倍。

民间数据公司开发的历史数据库也在飞速发展。其中北京爱如生公司研发制作的“中国基本古籍库”，分4个子库、20个大类、100个细目，精选先秦至民国历代重要典籍，总计收书1万种，单库全文超过17亿字。目前爱如生公司已陆续推出包括中国近代报刊库、中国方志库、中国谱牒库、中国类书库等在内的大型数据库14个；包括四库系列、别集丛编系列、历代碑志系列、地方文献系列等在内的9个系列共82个专题数据库；包括明清实录、永乐大典、四部丛刊等在内的数字丛书库50个，还有“原文影像版数字原典”产品8个“、全文检索版拇指数据库”9类1000个产品。北京时代瀚堂科技有限公司推出的《瀚堂典藏》分为古籍数据库、近代报刊、民国文献大全三大主体部分。全库共包含有15000多种古籍，25000种民国报纸期刊，近4000万条记录，汉字总量超过40亿。湖南青苹果数据中心有限公司提出创建“华文报刊文献数据库”计划，将从清朝嘉庆年间至今200年的4000种报刊中挑选1/10进行数字化，形成拥有4000亿汉字和4亿篇文章的海量历史文献库。

除了这些过去我们不知道或者无法利用的“新”史料外，即使是那些已经知道或使用过的“旧”史料，由于有了新的研究方法和问题意识，今天也可以成为“新”史料，即如“古史辨”运动领袖顾颉刚所说：“有了一种新的眼光再去看书时就满目是新材料了。”因此，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史料，在数量上是以往学者能够看到的多倍。它们持续大量出现，对于史学研究来说是史无前例的。借用熊彼特的话来说，这是一个新的“生产要素”。这个“新生产要素”的出现，被年鉴学派第三代领袖勒高夫称为“资料革命”。他说：“历史学今天正经历着一场‘资料革命’，这一革命与新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其次，在方法方面，20世纪史学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梁启超倡导史学革命，原因之一是中国传统史学“徒知有史学，而不知史学与其他学之关系”。因此“新史学”研究应当“取诸学之公理公例而参伍钩距之，虽未尽适用，而所得又必多矣”。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中借用方法，成为近代史学“科学化”的基本特征。

在今天，史学研究的新方法层出不穷。但正如吴承明的经验之谈，“就方法论而言，有新、老学派之分，但很难说有高下、优劣之别”；“新方法有新的功能，以至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但就历史研究而言，我不认为有什么方法是太老了，必须放弃”；“我以为，在方法论上不应抱有倾向性，而是根据所论问题的需要和资料等条件的可能，作出选择”。这样，各种方法都摆在我们面前，可以选用的方法就更加丰富了。

第三，从问题出发，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波普尔（Karl Popper）提出“社会学的技术方法”，即从问题开始，提出理论和假设，通过批判检验和消除错误，最终达到社会改革和改良的目的。从问题开始，就是所谓“问题意识”。

问题意识是史学研究三大要素之一。年鉴学派学者费布里（Lucien Febvre）说：“提出一个问题，确切地说来是所有史学研究的开端和终结。没有问题，便没有史学。”只有有了问题意识，才能去寻找史料和方法，开展研究，因此另外一位年鉴学派学者菲雷（François Furet）说得很清楚：“不是史料决定研究方法，而是研究方法决定史料。”宋史学家刘子健（James Liu）则指出：“余英时说‘史无定法’，研究历史的题材不同，自然没有一成不变的方法，所以更妥贴地说应当是‘史采佳法’，因题制宜。再更大胆地说是‘因问求法’，如同科学家做实验一样不断尝试终可能走出一条路来。或许有人怀疑应当先有方法再寻问题。这不对，应先有问题意识，再去尝试并强调‘学问’的‘问’。”

一个人的问题意识，是其所处的时代和环境所决定的。全球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Leften Stav-ros Stavrianos）说：“我们每一代人都需要重写历史，因为每个时代都会产生新问题，探求新答案。”这些新问题是各个时代特有的，是人们所处的客观环境作用于主观的产物。正如一个人不可能用双手拉着自己的头发使身体脱离地面一样，没有人能够超越客观条件而先知先觉，提出与所处时代完全无关的问题。史学家也是这样，因此每一代史学家都会面对他们的前辈所不曾面对的问题，从而产生他们自己的问题意识。

史学家希尔（Christopher Hill）说：“每一代人都要重写历史，因为过去发生的事件本身没有改变，但是现在改变了，每一代人都会提出关于过去新的问题，发现对过去都有一种新的同情，这是和他们的先辈所不同的。”而哲学家和史学家克罗齐则说：“当生活的发展逐渐需要时，死历史就会复活，过去史就变成现在的。罗马人和希腊人躺在墓穴中，直到文艺复兴欧洲精神重新成熟时，才把他们唤醒……因此，现在被我们视为编年史的大部分历史，现在对我们沉默不语的文献，将依次被新生活的光辉照耀，将重新开口说话。”

在今天，中国和世界都处在一个大变化的时代，这个时代给我们提出了无数的新问题。为了解决这些新问题，寻求新答案，我们需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因此，今天史学研究中的新问题超越以往任何时代。注意这些问题，带着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去看历史，就有了新的问题意识。80多年前，中国史学家顾颉刚说道：“现在用了新的眼光去看，真不知道可经开辟出多少新天地来，真不知道我们有多少新的工作可做。”在今天，情况更是如此。

有了新史料、新方法和新问题意识，史学创新的基本要素都具备了。在史学研究中，一位真正的史学家（相当于熊彼特说的真正的企业家）所要做的，就是把这些要素组合起来，形成一种过去没有的新组合。这样，就可以生产出能够满足社会新需求的新产品，从而造成史学研究的创新。

对于每一个史学工作者来说，如果明白了如何创新，那么进行创新就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工作了。一个厨师，有了新的食材、新的烹调方法和新的菜式，不管使用其中哪一种，都可以做出新的美味，如果把这三者或者其中任何两种组合起来，他制作出的美味就更是无人能及。新的美味就是创新。史学研究的创新，从根本道理上即是如此。因此，这是每个“有心人”都可以做到的，尽管各人成就不同，但都是创新。如果史学研究能够出现“万众创新”的局面，那么我们的史学园地就会生机勃勃。40多年前，“年鉴学派”第三代领袖勒高夫（Jacques Le Goff）在谈到史学危机问题时说：“我们希望继续存在的发展，静止等于死亡。”静止就等于死亡，没有创新就意味着史学的死亡，而今天史学创新的条件比过去任何时代都好，我们史学工作者所要做的，就是以创新为己任，抓住这个有利时机，积极创新，大胆创新，使得我们的史学研究取得更大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