稚吟秋声：积累是创作的基础——对梁衡《背书是写作的基本功》的几点
看到梁衡写过一篇《背书是写作的基本功》，联想到教育部对于新教材教学改革的一大举措，就是加大古诗文的阅读量，据说高考对学生背诵古诗词的检测量，由六十篇增加到七十篇，因此，我作为一名“资深语文教师”，想对此谈一些自己的想法。
梁衡是著名学者、散文家，曾担任人教版中小学教材总顾问，他的散文，我在教学过程中也遇到过几篇，如《晋祠》《壶口瀑布》等，文笔很好。但是这篇议论性文字，我更愿意相信是哪一次教育教学活动的发言稿，不过没能查到出处，不敢肯定，也仅仅是猜测而已。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先不要看里面的内容，光看题目本身“背书是写作的基本功”，提法上明显带着口语化的随意和不严谨。“积累是创作的基础”，这是学习心理学中早有定论的，作家绝不会拾人牙慧照抄照搬，但在谈“积累”与“写作”的关系的时候，却简单地以“背书”替换“积累”，实在是太过狭隘了。
梁衡为了强调学生背书的重要性，在文中阐述了很多理由，如“当然，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便于记忆，所以教师指导学生学习时要尽量讲清字、词、文章的含义。但遗憾的是人脑的生理规律正好相反，年轻时长于记忆，稍长时长于理解，如果一切等理解之后再记便会‘失之东隅’。因此有必要少时先背诵记忆一些优秀诗文，以后再慢慢加深理解。” ，又如“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文章之‘炊’，就是从字、词、句之‘米’组成的。要使自己的语言准确、生动，便要有足够的后备词句来供选择，这就要记要背。”再如“强调背和记，决不是限制创造，文学是继承性很强的，只有记住了前人的东西，才可能进一步创新。”
这些关于“背书”的道理，理论上都对。可是放诸实际，就又不一定对了。
纵览我国教育的现状，背诵不是重视不够，情况恰恰相反，是重视过度了。如果去给学生做个问卷调查，很多学生会对“背诵”厌恶至极。何以造成这种局面？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背诵的分数相对好拿，丢了可惜，于是老师就会反复抓背诵，而手段和方法又极其单一、枯燥，那就是：默写；默不出，“抄写”；再默，再抄……如此几个回合的反复，学生学习语文的口味败坏殆尽。他们消耗于反复背诵、默写的精力与功夫，我看了一直觉得心疼。
同时，个人以为，我们目前的语文教学，最突出的问题，不是背书不够，不是缺少积累，而是不注重思维的深度、广度与宽度，以及阅读“量”的过少、阅读“质”的下滑。一个人的思维，关注点有限，也很容易形成定势。假如过分拘泥于某个句子、某个段落的背诵，很容易忽视全文在立意、构思方面的特点；着眼点局限于背诵，思维的调动也很可能会随之减少；至于背诵的要求败坏了阅读的胃口、减少了阅读的兴趣，那就更不用说了。更重要的是，背诵是需要时间的，而一个人的时间总是有限的，过分将时间消耗在背书上，自然会影响阅读面和阅读量，还不如将背书的时间节省下来，开阔阅读视野更为上策。
三国时期诸葛亮与徐庶、石广元、孟公威等人一道游学读书，“三人务于精熟，而亮独观其大略”，晋朝陶渊明《五柳先生传》中提到自己“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充分提醒我们，广泛而大气的阅读，才是真正的读书人风范。当然，背诵与阅读本身并不矛盾，既完成背诵积累，又大量开阔视野，这样当然再好不过，但我们的学生，各科学习任务都很繁重，在鱼和熊掌二者不可得兼的情况下，假如只能取其一，那我认为，该取“阅读”而舍“背诵”，这才是明智之举。
再则，我作为一个老师，并且学生时代背书一直顺畅而领先，但看到有人提“背书是写作的基本功”，尚且觉得非常不舒服，更遑论一般的学生！假如将题目写成“积累是写作的基本功”，自然要好得多。不仅表述更规范，而且也显得含蓄典雅。其实，我想说的是，即使我们要达到让学生背诵的目的，可不可以也“含而不露”呢？这就好比，你直接将书扔给学生，告诉他阅读的诸多好处，强制他阅读，并且想出各种手段检测，还不如用创设各种条件，激发他们的阅读兴趣，让他们学会借助“溯源”等方式，自觉进入阅读状态，带着思考进行阅读，于不知不觉地阅读很多文字而不觉其累反觉其甘，在对文字信息进行比较、分析、筛选、综合的过程中得到快乐。背诵也是如此，与其简单而生硬地向学生提出背诵任务，不厌其烦地进行背诵检测，倒不如多一些教学艺术的研究，于不动声色的寓教于乐中让学生完成积累。
我总在想，学生其实是不怕背诵的，尤其是他们喜欢的东西，他们会自觉自愿主动去背去记，谁也没有让他们这样做，但他们却真的乐此不疲。有的学生，会将很长的歌词一字不差地记住；又有学生，平日里稔熟于兵器知识；甚至还有学生，非常热衷于记住很多世界名牌。钱梦龙老师在读书时代由喜爱听“说书”，到爱上诗词吟诵，长期自觉浸淫其中，自然而然就被背出了很多诗词，自得其乐，至今难忘。这在诗词背诵上，亦值得借鉴。假如学生在教师引导下，能够像钱老师那样自得其乐吟诵的话，背诵诗词就不仅不是难事，而且更可能是一种享受。更何况，诗词很多时候原本就是怡情悦性之作，一味强调机械、僵化的背诵，与其意趣和审美的特质也不甚吻合。
我对简单粗暴式的“背诵”要求的抵触，并不等于不提倡积累。很多经典著作，很多经典语段，学生积累一下，对于个人学识与修养的提升，自然功不可没。
但是我还是坚持认为，作为教师，一旦向学生提出背诵的要求，可以先考虑就需要掌握的内容，让他们进行一些大胆的实践活动，如以说唱、表演、电影配音等形式鼓励学生参与，他们为了在众人面前表现个人才艺，必然暗自进行几十遍的排练，于是就在轻松快乐中完成预定的积累和背诵的要求，这总比单纯而机械的背诵更能够吸引大多数本身尚不太喜爱语文的学生。
我认为，中华民族历来重视积累背诵而轻视个体思维。古代的文人，大多代圣人立言，阐释圣人经典，而缺少自己的独立思考与见解，更谈不上自我个性与发展文化。君不见，一直以来，我们的文化都以“传承”为首要任务，却不太提“发展”；君不见，文人们无论书面还是口头，都以引经据典引以为豪；君不见，我们评价一个文化人，总是以“学富五车”“满腹经纶”“博古通今”这些词语或成语来形容；君不见，古代文人总是讲究“句句有来历，字字有出处”……我总在想，我们民族自古以来过分强调背诵，是否因为我们五千年文化浩如烟海、过于“灿烂”，因此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只记住冰山一角而羞愧不已，因此忽视了对这些知识的整合与思考，忽视了“我能为之做些什么”？我们所要积累的东西，都是我们前人以他们的智慧创造的，那么，为何我们不能在前人的基础上，“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以自己的智慧继续创造另一些东西？我们无论认识还是实践，应该比前人条件优越数倍，为什么总想着“吃老本”？这不是一种思维上的根本性的懒惰吗？
我们民族清规戒律原本就多，再加上以识记、背诵为主的教育，创新就很难产生。而国外很多国家，一般都鼓励学生多“查找”资料，然后对其进行分析、思考，最终形成自己的、不同于别人的想法，他们认为这对于一个人而言，才是最有价值的东西。
这个之前就有的想法，在我溯源《怀疑与学问》一课、了解顾颉刚形成自己“古史辨”学术观点的时候，意外得到了印证。
胡适初登北大讲台，只有二十七岁，很多学生对这个留美博士充满怀疑。胡适上第一堂课，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抛开夏商直接从周宣王讲，这一改动，对满脑子三皇五帝的北大学生来说，无异于一个打击。许多同学非常不满，可顾颉刚毕竟是肯思考有主见的人，几堂课听下来，渐渐接受了胡适的观点，他对周围的同学说：“胡先生读的书不如其他老先生多，但在裁断上是足以自立的。那些老先生只会供给我们无数资料，不会从资料里抽出它的原理和系统，那就不能满足现代学问上的要求。胡先生讲得有条理，可谓振衣得领。” 如果没有这次“打击”，顾颉刚虽然依旧会读很多的书，但只能像那些老先生一样成为“两脚书橱”，而听了胡适的话，他既具备了看材料的“眼光”，也掌握了处理材料的“方法”。
也就是说，听了胡适的课，顾颉刚如同在隧道里摸索的人突遇一道光，而胡适给东亚图书馆出版的新式标点本《水浒》作的长序，更仿佛开了顾颉刚的天眼。可以这样说，没有胡适，就没有后来顾颉刚的“古史辨”。
我们有理由这样说，出国留学回来的胡适，在西洋文化的熏陶下，更注重自己对于传统文化的审视和思考，而这，与一般中国文人和教师的思路是不一样的，这才培养了有自己独立思考与见解的学生——史学家顾颉刚。假如没有遇上胡适这样思想上“中西合璧”的老师，也许，顾颉刚还在“传承”“积累”之路上恨自己掌握得太少呢！
重新回到标题，积累是创作的基础，这个“积累”，绝不是单纯的“背诵”，而即使真的仅仅是要求学生背诵，背诵，也请不要简单粗暴地理解。假如不注意这个问题，那么我们的学生，只会对语文越来越讨厌，他们的语文也只会越学越差！而学生的素养与能力，也就根本无从谈起。背了一大摞的经典，却没有真正的思考能力的人，今后只能是一具“两脚书柜”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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