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公益”的认识
一直以来，“公益”在我心目中的定义就是“做好事”，其中带有“自愿”的元素在其中，当然也不像一篇微信文章里所说的——很多人心目中公益只与“有钱人”挂得上勾。
百度里的解释是——公益是公共利益事业的简称。这是为人民服务不求回报的一种通俗讲法。指有关社会公众的福祉和利益。
“公益”一词至迟在1887年已经在中国出现并被使用，且被写入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12月27日颁布的《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中。
在微信里的一篇文章中对现代公益有如下一些论述：现代的公益，是人人都可以参与的公益，不管是个人还是集体，人们通过各种公益活动、公益基金、公益网站等途径，通过直接参与捐赠、公益广告、公益歌曲等方式参与到公益中来。在中国古代，倡导日行一善，就是每天做一些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帮助更多的人，让社会更加美好和谐。况且强调“新时代的公益，人人都能参与”。
文章提到——提到公益，大多数人的脑海里立刻会联想到有钱人，甚至很多人的人生规划里会有这么一条：有钱了以后，去做公益。在大众印象里，公益似乎是有钱人的专属。其实不然，协助社区进行核酸检测的志愿者、抗议一线的白衣天使等等都属于公益事业。
文章同时强调——如果我们把公益的范围扩大至全国乃至全球，扩展至抗疫之外的更多地方，你就会发现，你过去所理解的公益，可能都是错的。公益不是有钱人的专属，公益也不一定要等到有钱了再去做，只要你想，随时都可以去做。而且，新经济的发展也为我们提供了更多做公益的途径。
结合百度和微信里的文章观点，我潜意识里认为，公益应该有“自愿”“非本职工作”“非官方组织”这些特点同时具备，这样说来，白衣天使抗疫就不在公益的范畴，而大学生参加社区核酸检测志愿者，就属于公益。也不知道我这样的界定是否正确。
当然身边的公益事情很多也是一个值得庆幸的事实。比如堂弟一直在搞的一个是，肯定是典型的公益事业，他们隔一段时间（一般是几个月，当然新冠疫情后没见他们做过了）就送一些旧衣服到隔壁现的山区，赠送给生活还比较艰难的人。
他们也有组织，跟我聊起过，只是现在我说不清是件什么样的事了。新冠疫情前他说过，有机会约我去送一次旧衣服，我爽快答应，只是后来有了疫情，到现在都没有跟他去成。
也许我是老师的缘故，也许老师对社会接触本来就相对较少，截止目前，我觉得最最有意义的公益事业当属“教育行走”。
要说我和教育行走的故事，还得从我参加工作以来的经历说起。我在多个场合，跟同事、跟朋友，包括跟领导也坦言，我自我感觉我是教书20年以后才真正进入教书的角色。也就是说参加工作的头20年，虽然自我感觉工作上很认真，但是内心深处很茫然，不知道自己在工作上要该往何处走，该向哪个方向发展。很大程度上说，“教育行走”让我进一步明确了作为教师自身要前进的方向，极大地提升了教师职业幸福享受和职业认同。
骄傲的说，我从参加工作开始打心里边还是渴望成长，渴望在教育这一条路上有所作为、有所奉献，但总结起来就觉得一路走来没人引导，就是张文质老师所说的身边没有师傅！再加上基本没有阅读习惯的我，所以，现在想来那个时候教书，也就是凭自己的想象，或者说在师范学校里面学到的理论和实践不能很好的结合。所以现在看到刚毕业的大学生能够分配到大一点的学校里边，能够有师傅的指导和引领，我免不了有些羡慕；遇到喜欢学习的年轻老师总是自然不自然的想跟他们交流交流，从心里边希望他们不能像我一样参加工作20年了才进入教书的角色！
2007年1月，也就是我效力的第二所学校期间，组织安排我到云南师范大学学习，这次学习主要是听一些数学专家的授课和讲座，像吴正宪老师、刘德武老师、华应龙老师等等，黄爱华老师没有出席这次活动，但活动的现场有卖黄爱华老师的碟片，当时我买了很多这些专家的碟片，回家到后在跟各位老师一起看各位专家的碟片的过程中，我就发现黄爱华老师的风格不止是值得我学习，更重要的是很适合我学习。
从此黄爱华这个名字就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边，之后我一直在网络上搜索黄爱华老师的讲座以及课堂实录，但当时网络没有现在这么发达，各位专家的讲座、课堂实录在网络上只有五六分钟这样的片段，根本不完整。在我任校长的六年期间，我多次跟领导说，我是不适合做校长，我更愿意做一名普通的老师，以便好好的研究课堂教学。2016年，我终于卸掉了校长职务，到我效力的第四所学校，也就是现在的由旺镇木兰小学做一名很幸福的普通老师。这年十月份的一天，在玩手机的时候就突然看到一个公众号里面介绍黄爱华老师正研究大问题教学，而且公众号里还有卖黄老师的碟片，叫《课堂宝典》，里面有黄爱华老师的八节课，在购买《课堂宝典》的过程中，购买事宜是与北京的一位老师联系，但买碟片的钱需要转给福州的，即现在的老朋友——陈文芳老师，在转给陈文芳老师转钱的时候，我们也就认识了。在购买碟片的公众号（即现在的“橘林教育研究院”）里边还介绍着，可以以个人的身份申请参加大问题教学的课题研究，当时的心情就可以用“相见恨晚”这个词语来形容，于是我立即撰写了参加大问题教学课题研究的申请书，这个申请书也是通过邮件发给陈文芳老师，并获得了通过。
时间不经意间到了2017年的四月份，陈文芳老师跟我联系，邀请我参加2017年在四川绵阳举行的大问题教学课题研讨会，当时说可以给我五个免费参加的名额，我当即约上了一个小伙伴（这个同伴是一所村完小的校长）一同参加了四川绵阳的研讨会，正是在这次研讨会上认识了两位教育行走的发起人——张文质老师和“刀哥”。
说实话，当时两位老师不是引起我太多的关注，当然，这与我的孤陋寡闻有关，在出席绵阳研讨会的诸多专家和名师中，我只知道黄爱华老师；对于夏昆老师，也只是有“好像在电视上看到过”这样模糊的感觉；当时跟我一起去的同伴听了李镇西老师的讲座以后，在微信朋友圈嘚瑟到：这就是赫赫有名的“北有魏书生南有李镇西”的李镇西老师。我才意识到李镇西老师可能是一位很有名的教育专家，从四川绵阳回来以后，很多同事跟我说起：其实早在2000年的时候，教育系统就对李镇西老师的先进事迹进行过学习，还写了心得体会等等，但我始终没有印象。足见我的孤陋寡闻。在四川绵阳研讨会上，张文质老师和“刀哥”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刀哥”在作讲座的过程中已经湿透了的后背，当时“刀嫂”还从台下给“刀哥”送了一张毛巾……这一瞬间让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并深深的感受到了“刀哥”的教育情怀，似乎也能够理会到“刀哥”在做讲座过程中的一些言说不了的心情。“刀哥”的讲座结束后，在休息的间隙，我跟刀哥在报告厅外边的走廊上抽了一根烟、聊了几句……我和“刀哥”的第一面就这样结束了。之后持续地关注“刀说话”这一公众号，“刀说话”里也宣传了2017年第三届教育行走和2018年第四届教育行走，但一直没有引起我太多的注意，总认为这就是一个教师在一起活动活动，交流一下情感的夏令营活动。
跟张文质老师的机缘，应该说是从2017年5月17日开始的，因为四川绵阳的研讨会是从5月18日正式开始，我们是5月16日到的绵阳，陈文芳老师就安排我们参加研讨会前面一天的一个由承办学校组织的教研会，这个教研会有黄爱华老师和张文质老师参与，在这天的教研会上，张文质老师给我送了一本有他签名的书——《奶密盐》，绵阳研讨会后，因为我带的班里有一个左撇子的学生，我多次请教了张文质老师，我们之间有了一些联系；2018年国庆节期间，我又参加了张文质第二期教育写作研修班的学习，于是对张文质老师的认识逐渐清晰起来。
可以说教育行走引起我极大的关注是筹办第五届教育行走的时候，当时有108个首批营员的名额，我早早的写好教育随笔，凌晨12点提交教育随笔通道开放后，我第一时间提交了我的教育随笔，结果很幸运地成为了108个营员营员之一。
于是，2019年7月21日，我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带上我儿子，约上云南一同参加第五届教育行走教师公益研修的其他三位老师，参加了“2019年苏州行走”。
至此，我真正的融入了“教育行走”这一公益事业中，也进一步体会到了公益的内涵。
